刘逸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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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遏止的中国贪官外逃之风

   今年4月底,辽宁省凤城市市委书记王国强携巨款擅自离境,直到四个月之后,此事才为外界所知。据网上传言称,王国强携款金额高达两亿元之巨。《东方早报》记者在8月27日向丹东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求证时,负责人除了对携款金额表示不清楚之外,对其涉贪和外逃均加以证实。
   
   贪官外逃早已不是新鲜事物
   
   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均是人浮于事,且不谈一般的公职人员,仅官员数量就极为庞大,早就呈现出了十羊九牧的景象。最近有网友发帖称,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宁都县公安局领导竟然多达17位,经官方媒体记者于8月20日核实,发现果不其然,党政机关的机构臃肿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官多,贪官也多,就中国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而言,中国的贪官多原本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从贪官所占比例来看,应该早就位居全球之冠了。毋庸讳言,中国官场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有人说将中国官员一个个拉去枪毙,没有几个是冤枉的,这显然并非笑谈,因为依照中国的法律,一般贪官的确够判极刑。
   
   贪官不能洁身自好,一旦贪污受贿的数额过大,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在“朝中无人”的情况下,只要感觉可能遭遇反腐风暴,便想到溜之大吉。官员出境,条件比普通民众优越得多,在办护照和办签证时往往畅通无阻,所以,贪官外逃早已在中国蔚然成风。在以前听到贪官外逃的消息时,很多人都会莫名惊诧,如今却是无动于衷。
   
   贪官及其亲属已成为富人主体
   
   升官发财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以正常途径升官发财原本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官场的竞争已经日益不公,在很多地方官场上,基本实现了权力世袭制,老子做官子女做官的情形比比皆是。如今,一般人做官不再是为民做主,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和中饱私囊,当下,那句“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口头禅已经被解读为“为人民币服务”了。
   
   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这些年当中,各级官员或者其亲属早已赚得盆满钵满。福布斯、胡润等富豪榜每年都会更新,而上面的中共党员富豪数量也在逐年攀升,早在2006年,胡润富豪榜上的党员数量就占到了35%,如今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统计,但数据应该又是今非昔比。事实上,这类榜单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富豪财富占有情况,因为还有不计其数的官员或官员亲属富豪未列入榜单,这些富豪的财富见不得光,只得在榜单背后潜伏。
   
   无需统计,只要是熟谙中国官场腐败现状的人都明白,官员及其亲属已经成为了中国富人群体的主体。胡温上任以后,虽然高度重视民生,但社会贫富差距却继续拉大,如今,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全球咨询业巨擘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早在六年前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就显示,在中国,0.4%的富有家庭占有70%的国民收入。可见,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有多么不公,难怪普通民众的收入每年都会“被增长”。
   
   贪官外逃隐含制度性恐慌
   
   虽然很多官员贪得无厌,但在他们的内心,依然具备基本的是否善恶判断标准,他们深知手中的灰色财富违法和违背道德,时刻有可能化为泡影,于是便萌生外逃的念头。从海内外媒体的报道看,最近这些年外逃的贪官级别从股长级到省部长级不等,携款数额少则上百万,多则数亿元。虽然部分外逃贪官被遣返回国受刑,但大多数贪官依旧逍遥法外。
   
   级别不高的官员外逃,多出于对法律和反贪风暴的畏惧,而级别较高的官员,最为担忧的却是这艘专制巨轮沉没后的政治清算。普通官员需要利用贪污受贿来鼓胀自己的腰包,而高官则只需要让亲属插足一些赚钱项目即可,只要他们的权力能保驾护航,其亲属便可以无本取利,在短时间内成为权贵资本家。今年幡然落马的薄熙来家属便是典型的案例,虽然其经济犯罪证据确凿,但当权者却无心追究,因为都是既得利益者。
   
   从群体事件逐年攀升的情况看,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在到处都是火药桶的今日,具有制度性恐慌的官员已经不再局限于高层,而是层级越来越低,很多贪官平日里不仅贪污受贿,而且是无恶不作,这样的官员既担忧法律清算,又担忧政治清算,所以,随着时光的推移,外逃贪官只会越来越多。
   
   官报外逃贪官只是冰山一角
   
   王国强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市市委书记,却具有插足其辖区内各项重大工程的特权,在各级各地官员争先恐后利用权力寻租的当下,他自然也不甘寂寞。据悉,他之所以要外逃,是因为涉及供暖工程腐败。媒体报道称,在王国强主政凤城期间,海德热电有限公司连续两次上了辽宁省住建厅通报批评黑名单。春节期间,海德公司多次频繁出现设备故障,造成大面积断供事件,使凤城地区大多数用户在10℃左右的室温中度过春节。
   
   很明显,海德公事所打造的供暖工程是彻头彻尾的劣质工程,引起民愤理所当然。事发后,辽宁省纪委监察厅组成专门调查组对海德公司进行专门调查。今年3月,王国强被调往丹东市某建设指挥部任职。将王国强调职,政治嗅觉灵敏的他不会不知道这可能是将要对他动手的前奏,于是,在调职一个月后便毅然出逃。虽然他所携巨款不一定有两亿元,但数额应该是不小的。
   
   中纪委官员在去年曾经透露说,近30年来,外逃贪官携走资金达500多亿美元,平均每人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据一年前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资料估计,中国当时仍有4000多名官员境外在逃。这只能是官方的保守数据,贪官外逃的实际数据或许要比这个数据大得多。就像王国强这样,在出逃四个月后,有关部门和公众才获知他外逃的消息。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难以尽述。可想而知,不知道还有多少贪官外逃的情况被地方掩盖。
   
   防逃追逃需要从制度上下猛药
   
   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千万富翁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在法治程度不如人意的中国,不管是否是既得利益者,其实都没有安全感,官员是这样,商人也不例外。即使是把红歌唱得震天价响的薄熙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儿子送往朝鲜这种专制和贫困国家,而是送往英美等发达的民主国家深造。类似于薄熙来这样的官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均把大笔的贪污受贿所得汇给了在外读书或是经商的子女。如今,将子女送到西方国家留学的官员已经非常普遍,什么级别的都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早在2005年12月14日生效,中国政府也已经批准了该公约,但是,并不能遏止贪官外逃的风潮。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国际机制加以制约,诸如王国强这样的外逃贪官,估计最终还是会逍遥法外。一个官员和富豪以及其他社会精英纷纷选择逃离的国度,注定与超级大国无缘,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首先还得从制度上下功夫,只有权力的产生和运行机制健全了,官员才不会为了敛财铤而走险,才不至于远走高飞。
   
   2012年8月28日
   
   原载《民主中国》
(2012/09/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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