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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答杨伟东问之五


   
   
   
   

   杨伟东: 2009年钱学森先生逝世,民间学者王康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拿爱因斯坦跟钱学森作了个比较,他说爱因斯坦对大规模杀伤性技术的研究,对人类的警示,都是有他的态度和立场,但钱学森帮助一个专制政权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的研究成果是在几千万人饿死的背景下取得的。我没有经历那个年代,您认为王康先生说得对吗?
   
   江棋生:大体正确。钱学森更臭的是,他在1958年发表一篇文章,说光合作用的效能如果能充分达到的话,每亩地的水稻产量可达四万斤。毛泽东一看,那亩产一万斤不就是小菜一碟?钱的文章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你不懂种地,不懂光合作用,你是搞飞机导弹的,你发表这种狗屁文章,干嘛?你有点知识分子的操守,不说话就可以了,决不能那样瞎论证。瞎论证就给毛泽东这个狂热的乌托邦政治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当然,没有这个论证毛泽东也狂热,大跃进并不是钱学森的文章煽起来的。但是,由此可见钱学森这个人的人品。你都成科学泰斗了,还有必要去拍马屁?类似的还有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居然为六四屠夫辩护,拍马屁。钱学森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没什么分量,当然我不否认他的科研成果,那是另外一回事。
   
   杨伟东: 过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评价标准是是否讲仗义,文人则更重视气节。您认为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具备气节的品质?
   
   江棋生:我就不用“气节”这个词了,我就看他是否敢于维护自己跟别人的人权,这个标准我觉得比较好。敢于维护自己和别人的人权,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就了不起了。你比如说高华,他就敢于行使自己的人权,他要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时候,也有纠结,担心风险。但是不写,对不起良心。如果还用气节这个词,我认为高华就很有气节,他忠于人权。以前的气节主要是指忠于皇帝,现在要我看,有气节就是忠于人权,敢于维护自己和别人的人权。我觉得中国应该有更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仗义”这个词也要重新看。先前的仗义是,即使你干了坏事,因为我是你哥们,我也要帮你护你撑你,我觉得这样做没道理。应当是,你干了践踏人权的事情,我就跟你掰,这才是仗义;你干了维护人权的事情,我就跟你铁,这才是仗义。对气节和仗义,都应该有新的解读。
   
   杨伟东: 电影评论家罗艺军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被毛泽东打断了,您同意吗?
   
   江棋生:基本如此,又打、又骗、又蒙,是断了,估计当时打了钢钉都很难接上。
   
   杨伟东: 2009年第5版《现代汉语辞典》对文化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也有几百种。您是怎么理解的?
   
   江棋生:我注意到,词典给出的释义中还有一句话,文化还“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我认为,这句话有致命的硬伤,精神财富中间没有包括制度构建,只是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制度构建跟创造,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重要的一类,它能体现民族的大智慧、大聪明。人类文明的伟大进化有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把统治者关到铁笼子里去。精神财富中应该写上这一条,而中国官方的词典里并没有,这是我要提出来的,以后修词典必须写进去。文化的上述释义中还有一个问题,它认为文化只是财富。其实文化不光是财富,文化中间也有糟粕。如果文化只是财富的总和,那传统文化里面都是财富吗?西方文化里面都是财富吗?如果文化仅仅定义为财富的总和,我们就无所谓批判和剔除,无所谓筛选了。文化是创造物和构建物的总和,中间有财富,有不是财富,所以我们才要批判地审视。要我说,这样才能够说得通。按照这个定义,文化都是财富,那传统文化我们就应该全盘接受了。
   
   杨伟东: 最近媒体经常谈文化重建。您认为文化可以重建吗?
   
   江棋生:按照这个宏大的定义,没有重建的可能。家园可以重建,文化这个“总和”怎么重建?文化就是先前的人不断地自己建、建、建的,完了轮到我,我建我的,把我创造、添加的东西汇入“总和”中去。我不可能重建前辈的,最多是复兴,是不是?爷爷手里干一套,你违背了他,到我手里我想违背你,我回到爷爷那儿去,我不是重建爷爷的,我是用我的手复兴它而已。文化就如同历史,重建历史是没有的事,只能是一代一代书写、创造自己的历史。前人的历史是唯一的,你没法重建;先前的文化也是唯一的,时空都变了,你无法重建。所以你不问这个,我还没认真想过。你问了能不能重建,我才好好想了想。谁愿意重建,就重建给我看看。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条河流你父亲趟过,你再趟,分子原子全变了。重建什么?你肯定是自己来,建你自己的,大部分继承,小部分创新。我们写文章都是这样的,不要说有多大创意,最起码有一句是你自己的;都抄别人的,你这个文章还好意思写出来吗?
   
   杨伟东: 我们小时候都经历了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或打倒,当时因为年龄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长大之后才知道其背后有很大的意识形态因素。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国学又热了,儒家思想又热了,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开了几百家,这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呢?
   
   江棋生:那当然,现在对儒家的态度,主要是政权的因素、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起作用。当年毛泽东是造反起家的,造反有理,推翻国民政府。于是对孔孟那一套就要批,批儒批孔,打倒孔家店。掌权以后位子坐久了,就不喜欢造反有理那一套了,慢慢觉得孔孟那一套比较有意思,比较对胃口了。不久以前,居然敢在长安街上竖起了孔子像。竖了一下,又觉得不合适,拿到历史博物馆去了。这并不奇怪。为了造反必须打倒孔家店,为了维护统治必须把孔子请出来,主要是这个。但是,不排除儒家学术中间有真理的存在,有他体悟到的人性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这些再过几千年都是对的。然而孔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拿它跟人权理念比一比,就知道了。跟人权不相悖的,就是对的,跟人权相悖的,我看就差劲。当然,以后是否有更好的标准来替代人权标准,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认为,人权是最好的标准。用人权标准烛照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那些就是狗屁,就是应该否定的东西。但是,在观察人的伦理生活,观察人的家庭生活,观察人的社交活动中,儒家对人性的一些感悟和洞悉,将会永远流传下去。人性,是很难变的。
   
   杨伟东: 您怎么理解世界?
   
   江棋生:怎么理解世界,那就是世界观了。世界分两种,一种是整个宇宙,还有一种,世界就是人类社会。我想从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角度,谈我对整个宇宙的三个看法。第一,世界是外在的,我不在,世界也在。这是我的信念。第二,人们通过感知和理性可以描绘出世界的图景。第三,人们描绘的图景在多大程度上跟世界的本质相一致,或者说能不能不断逼近世界的本质,光是人类说了还不算,还有待于人类跟宇宙中间其他的智能生物进行沟通跟交流。要是另外一种生理结构跟人不同的智能生物告诉我们,他们眼里看到的宇宙也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相信,人类描绘的世界图景体现了世界的本质。没有这一点,我只能说,人类描绘的世界图景,不见得十分客观,不见得完全本真地体现了世界的本质,因为这种图景的得到,取决于人特殊的大脑结构,取决于人与世界的互动。人对世界的认知,并不是由大脑对世界的反映而得来,而是在外在世界的刺激下,通过复杂的建构过程来形成。因此,对这种打上人类印记的图景,我们不应妄称它是纯客观的。
   
   杨伟东: 2009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里对世界的解释:世界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总和。这让我们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里的一句广告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感觉这句话很荒谬。在地球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不可能不同的人睡在不同的床上会做同一个梦。您认为我的理解对吗?
   
   江棋生: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严格限定条件的情况下,这句话可以成立。就是说在最底线的共识上,由于人类最基本的共性,这一句话能够成立。比如说,只要是人,都梦想能健康地活着;都梦想天灾人祸不要降临到自己身上。植根于最底线的类的共同性,人类会有一些共同的梦想,否则就没有普世性这一说了。当然,普世性跟自然科学上严格的普适性有区别。自然科学规律必须是普适的,不能允许出现一个反例。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只要宇宙间有一个东西没有引力,这条定律就不成立。社会科学上的普世性不可能这么严格,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并不意味着地球上已经人人都对此认可了,找不到反例了。司马南跳出来反对,他的依据是什么呢?他把普世性等同于普适性,他说,只要有一个人反对,自由民主就不是普世价值。也因此,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普世价值这回事。将普世性和普适性作出合理的区分,他的反对就站不住脚了。地球上60亿人中,大部分人认同自由民主,我们就可说普世了,对吧?所有的人都认同,哪有的事?即便我刚说的“只要是人,都梦想能健康地活着;都梦想天灾人祸不要降临到自己身上”,也不具备普适性,只具备普世性。在普世性的意义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有条件地成立;一般情况下它不成立,同床异梦,满世界多的是。
   
   杨伟东: 您怎么理解生命?
   
   江棋生:我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宇宙演化过程的产物。我必须坦言,我至今不能认同神创论。我不能认同,原因是这样的:第一,我小的时候,官方妖魔化有神论,剪灭有神论,我别无选择,只能当无神论者。第二,后来学了自然科学以后,也就先入为主地接受了科学关于宇宙演化的那一套,进化论在大脑中生了根,神创论就进不来了。宇宙中间能够演化出生命,并进而演化出人类这种智能生物,那真是很奇妙的事。光有泥土,光有花草,已经很奇妙了,居然还有人这种生物,他反过来去思考诞生他的母体是怎么回事,这个的确是,要多奇妙有多奇妙。那么,我作为一个人来到世上,应该是很值得庆幸的,应该很好地利用上短暂的、宝贵的八九十年,好好活着,活出意义来,活出价值来。
   
   杨伟东: 一个音乐家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生活是有意思的。您认为他的话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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