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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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风云百年断想


   
   
   
             

   
                     江棋生
      
      
    作者导读:2011年春,美国一家人权组织来函约稿,希望能找到十多位中国学人撰稿谈未来中国,并准备将文章译成英文结集出版。我于2011年5月1日依约写成《辛亥风云百年断想》一文,并于6月4日正式定稿。2011年11月底收到该文英译稿后,我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后就静待下文。前几天,那家人权组织托人告知,他们的出书计划遗憾地不能如愿完成,作者可自主寻求发表本人的文章。我于是重读一年多前写就的这篇近13000字的长文,欣慰地发现除了标题过时之外,内容还都是鲜活的,并不过时。有鉴于此,我将本文送交《公民议报》首发。 2012年8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辛亥风云百年之际,让自己的心灵去触碰关于祖国的愿景这一话题,不由得思绪奔涌,感慨万千。在构思和命笔之时,一种难以言传的沧桑感和魄动感,始终在胸中起伏,全身播传。我在这篇用心去写的文字中,谈了自己眼中的中华民族百年之痛,简明交待了我的人生与心路历程,言说了我心目中的未来中国,最后坦陈了我所认定的美好愿景实现之路。
      
   

   
                一、中华民族百年之痛

      
     一百年前的1911年,正是中国农历辛亥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武昌新军打响了武装起义第一枪。两个月之后的12月9日,清廷内阁大臣袁世凯派出了北方议和谈判代表团。有意思的是,这个政府代表团一登上南下专列,就由全权代表唐绍仪带头,全体代表除严复一人外,均“卡嚓”一声,对头上的辫子来了个秒杀。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世人,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与大清朝决裂,已经毫不困难。
      当然,辛亥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束大清王朝的统治。辛亥革命的意义是,它在中国土地上一举实现了对帝王专制的终结。自那往后,两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天子的皇帝老儿,基本上绝种绝迹,再也没了。而对这样的旷世巨变,当时的大多数国人也能接受,心慌慌的遗老遗少确实不多,没几个。
      一百年前中国帝制之终结,可算是瓜熟蒂落。按理说,下一步要实现的,就该是(自由)共和政体之构建和奠立了;并在此后的百年之内,这一崭新的政体风雨兼程地经由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而走向成熟的高级阶段。
      然而,中国大陆的政体变迁却云谲波诡地走出了另一条迥然不同的百年轨迹。
      大清王朝覆亡前后,以袁世凯为代表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两股政治力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博弈。1912年初至1913年11月4日,年轻的中华民国第一次宪政尝试功败垂成。据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的考证和研判,上述失败有两个重要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党人革命幼稚病大发作,缺乏“既坚持民主、自由又善于听取各方意见,照顾各方利益,适时妥协、退让的政治大智慧。”二是朝野均不是“把新制度的巩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传统的黑暗面激活,竞相贪腐,以暴易暴。”(袁伟时:《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
      1914年1月14日,袁世凯悍然下令摧毁国会,开始其专制统治。1915年后,袁氏筹备复辟帝制。1916年3月,在当了83天“洪宪皇帝”后,袁世凯被迫宣布废除帝制。同年6月6日,袁氏一命呜呼。之后的中国,处于北洋政府的军阀统治之下。
      1928年,国民党以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成功夺取全国政权,开始经营和维护“训政”式的一党专制政体。向这一政体发起挑战的最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以苏联式西化政体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该党党魁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不仅异邦的马列主义来了,苏俄还派人来了,送钱来了。在共产党向国民党叫板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刺刀又直捅后者的前胸。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一大客观后果,是极大地帮助苏联式西化政体力量绝处逢生,渡过鬼门关,并得以最终战胜“训政”式的一党专制政体。
      从1949年到现在的2011年,中国大陆的政体,就一直是苏联式西化政体,即以共产党为唯一执政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政体——一党专政政体。若再细分一下,则可称1949年到1978年为极权主义政体,之后可称后极权主义政体。所谓极权主义,就是极权的意识形态被绝大多数民众真正相信;所谓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被大多数民众真正相信,人们只是慑于它的淫威而不能不实用主义地阳奉阴违。
      2011年,是中国农历辛卯年。
      从辛亥到辛卯,百年之内,这个星球上有过好几拨壮丽的民主化浪潮。不看别的,就看中国大陆之周边,看看东西南北:东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西有巴基斯坦、印度,南有泰国、印尼、柬埔寨,北有俄罗斯、蒙古,这些具有不同国情的国家或地区,都已先后告别各种类型的专制或极权制度,确立并成功运行着体现近现代人类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多党民主制度。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从辛亥到辛卯,百年之期,中国大陆上帝制之终结,却仅与“共和”名号的出现相联系,就是没与自由共和政体之确立相联系。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共和其表,专制其里;民国其名,党国其实。
      在衡量人类文明进化程度上,制度创造和制度构建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坐标。近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在这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他们创建和确立了自由共和的宪政民主制度。这一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不坏的制度,是大体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的制度。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先生说得好:“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这一百年来,中国变化之巨,有目共睹。然而,在构建共和·民主·宪政制度这一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上,除了台湾的中国人有了足以骄人的成就外,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是大大落伍了。在最能体现文明进步的制度构建上,就是过不了门槛,接不了轨——这就是我眼里的中华民族百年之痛。
   
   

   
    二、我的人生与心路历程

      
      我所言说的中华民族百年之痛,当数中国大陆执政当局最不爱听,也最不认同。辛亥风云百年之际,当局在紧着忙乎什么呢?他们最为紧着忙乎的,是肯定和赞美辛亥之后得之不易的“百年之幸”——他们搞出来的“中国模式”,是坚持和维护他们钟爱的一党专政制度这个好东西,是要国人萎其心智,事事听命于党,“永远跟党走”。毫无疑问,在当局眼里,我是一个标准的持不同政见者,一名他们怎么瞧怎么不舒服的异质人士和异议人士。
      然而,我可不是天生脑后就有反骨一块。我这个异议人士,是从一个在各方面与当局保持高度一致的“人”,一步步变成在对社会基本制度的认知、评判上,持有自己独立的、且根本不同于官方立场的见解的人。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完全相信一切真相和真理都来自共产党和毛泽东。即便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在饥饿的煎熬中用水芹菜根、胡萝卜缨子、山芋叶和麸皮来填饱肚子时,我也完全相信,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造的孽;完全相信海峡对岸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人民比我更饥、更饿、更心慌。就是饿得头昏眼花,在我的头脑中,对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和毛泽东,也是笃信无疑,没有一星半点胡思乱想,更不要说持有异议了。
      我在读初三时的1963年3月5日,共产党和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读了报上公布的材料,我从心底里觉得,自己真应该以实际行动去认真学雷锋。怎么做?那就是除了德、智、体三方面要更加努力之外,还要多多做好事。有一段时间,我和同学下午放学后不回家,而是自愿去较陡的总马桥堍帮助清洁工人,他们拉着粪车上桥,我们在后面用手推。当时,不要说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臭味,就连粪水晃荡出来溅在手上、身上,也满不在乎。不仅不在乎,还觉得是一种难得的光荣呢。当时我是这么想的:粪水再臭,也比不上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味道臭。
      不过,在诚心诚意学雷锋时,我有了一个应该是很自然的小想法(绝非异议)。我想,全国每一个不如雷锋的人,真的都应该好好学雷锋。然而,中国之大,肯定也该有比雷锋做得更好的人。那些向我们发出号召、动员我们学雷锋的人,就该是比雷锋更高尚、更大公无私的人。
      1966年6月,共产党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我快读完高三了。我完全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保卫红色江山,意义重大得不得了。当时的我,决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我以赤子之心全力投入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之中,把原先的高考上大学之路弃之如敝履。而那个时间段,刚好是我未成年人之路的收官阶段。不曾料到,这一阶段我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上,第一次出现了两股带有异样色彩的波澜。
      第一个波澜是:大字报上揭露出来中央和省里那些3年前号召我们学雷锋的高官,不仅远远不如雷锋高尚,不如雷锋那样大公无私,而且说实话,简直连我都不如。他们享有特权,养尊处优,与雷锋的事迹适成鲜明的两极,却居然还有脸皮题词,要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我心中发问:我一向尊敬的这些真相部和真理部里的先生们,你们为什么做人不讲诚信,说一套做一套?
      第二个波澜是:在关于校长庞学渊的定性问题上,作为文革积极分子的我和工作组发生了分歧;由于坚持已见,结果我被打成“小右派”、“小牛鬼”。工作组认定庞是《十六条》中说的第四类干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我认为庞属第三类——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当时我认为,我的看法可能不对,但我是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所作的判断,我说的是心里话。如果工作组不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服我,我将保留自己的看法。我这么做,难道不合乎“党性”,不合乎情理吗?但是,文化革命工作组却不这么看。他们的逻辑是,他们代表组织,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和他们保持一致。经指出后我依旧执迷不悟,那就只有一个解释:阶级立场有问题。结果是,区区几天之内,我就由一个很无产阶级的文革积极分子,变成了资产阶级小右派分子,小牛鬼蛇神。一个还不到18周岁的中学生,对一个具体问题凭良心说了几句真话,就要遭到如此大的劫难么?好人变坏人,是不是来得太快了点?太无情了点?太荒诞了点?在精神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我曾经多次彻夜无眠。我很痛苦,觉得太冤枉,很不公平,很不公正。但是,这一切又能对谁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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