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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第一號大右派章乃器

  章乃器原名章埏,1897年3月4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青田縣小原村的一個破落的鄉紳之家裡。祖父章楷,清同治九年舉人,為浙東名士,擅詩文書法。為人急公好義,濟困扶危。父親章炯,曾留學日本,民國初年做過幾任小官,後一直賦閑家居。章乃器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章乃器少年時代受各種新思潮的影響,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的大哥章培參加了革命軍,章乃器當時還在麗水縣上學,應大哥之召,毅然投筆從戎,到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屬下飛行營當了一名學兵。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凱竊取,飛行營也被取消。1913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杭州繼續求學。但到達省城時,所有的學校均已招考完畢,只剩下省立甲種商業學校還在招生,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這座學校。他原來的理想是當發明家,這件事卻無意中決定了他一生的發展方向。在商校學習的五年中,他的家境每況愈下,負擔不起學費。但他每次考試都名列第一,終於靠獎學金完成了學業。1918年從商校畢業後,他本想繼續求學,但學費無著,不得不走上謀生之路。經校長周季倫先生介紹,到浙江實業銀行當了一名練習生。翌年他辭職北上,到北京謀生。在經歷了幾度失業的困苦之後,章乃器於1920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實業銀行,當了一名營業部科員,生活才相對穩定。章乃器在工作之餘,潛心研究經濟學和金融理論,每天在燈火黃昏中苦讀到深夜,數年如一日。他的理論水準和業務才幹相成並長,發表了不少有見地的論文,在銀行界嶄露頭角。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和上海分行經理陳朵如對他十分器重,由於李、陳的識拔,章乃器逐步擢升為營業部主任、襄理、副總經理,成為一位成功的銀行家。
   匯兌敵國顛覆經費 幫助土匪清洗黑錢
     1932年6月,章乃器出面聯合上海各華商銀行,成立了銀行界的公用機構--中國徵信所。徵信所採取會員制,負責對銀行客戶的信用進行調查。這是國內第一家由中國人創辦的此類機構,章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出任董事長。他提出:「審慎以求真」,「詳盡明晰以求美」,「忠實公正以求善」。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學的調查程式,延攬了一批優秀的專門人才,除逐日向會員提供市場報告外,還根據會員的委託,提供專項的調查服務。中國徵信所以高效、優質的服務,一舉擠垮了四家外國人辦的徵信所,成為獨佔事業。該所出版的《行名錄》,內容詳盡、印刷精美,壓倒了英人《字林西報》出版了幾十年的《行名錄》。
     章乃器這些令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業績,也使他贏得了社會聲譽和地位。他相繼受聘執教于上海光華大學、滬江大學、商學院等高等院校。1936年,章乃器的論文集《中國貨幣金融問題》出版,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被譯成英、日文,成為研究中國這一經濟領域的權威性著作。
     作為民族工商業的代言人,章乃器主張實行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用統制手段管理中國的貨幣和金融市場,以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他主張「廢兩改元」,廢除各種封建性的和殖民地化的貨幣,實現幣制的統一;他分析了列強為奪取對中國貨幣的控制權而發動的貨幣戰爭,反對中國加入英鎊、美元等外幣集團,主張「中國要有一個獨立的貨幣本位和穩定的貨幣價值」。

     章乃器強調信用事業對金融市場的調節作用,首倡「信用膨脹」說。主張「以穩健的擴張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貨膨脹手段」,提出創造現代銀錢市場和資本市場,由華商銀行「推行票據承兌和貼現,使短期資金市場現代化;同時推行股票和公司債票,使長期資金市場——證券市場——國民經濟化」他指出,把信用放款改為票據貼現,可以加快資本的流通,使呆滯的「帳面債權」化為可以流通的「票面債權」。在章乃器等人的積極宣導下,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于1933年成立了上海票據交換所和票據承兌所。
     章乃器是民族資產階級中先知先覺型的思想家,在三十年代就被國外學者視為「中國左翼運動的理論家」。早在北京任職時,他親身經受了五四運動的洗禮,「科學與民主」成為他終生不渝的信條。他早年信仰進化論和三民主義,但不肯加入國民黨,寧願做三民主義的「居士」而不做「和尚」。
     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章乃器與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周新民、沈鈞儒等組成了一個十人小組,以聚餐會的形式進行活動,討論時局和救亡的方針,這個小組就是救國會的前身。他還在1934年與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等發表《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共同發起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
     1935年12月,「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章乃器等在原十人小組的基礎上,公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章乃器是這兩個組織的常務委員,分管財務和宣傳。他才思敏捷,文辭犀利,所撰《四年間的清算》、《闢一套亡國論--唯武器論和唯武器史觀》、《給青年們》等政論有血有肉,膾炙人口。救國會的大多數文件也都出自他的手筆,被同人們譽為「宣言專家」。1936年5月31日,全國20餘省市的60多位救亡團體的代表在上海集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沈鈞儒、章乃器等14人 被推為常務委員。會議通過的宣言,提出建立「統一的抗敵政權」等主張。8月10日和9月18日,毛澤東兩次代表中共中央致函章、陶、鄒、沈,對救國會的宣言和綱領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滿意」,認為「這是代表全國大多數不願意作亡國奴的人們的意見與要求」,希望與救國會「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並委託潘漢年與他們經常交換意見。1936年11月23日,當局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逮捕,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舉國一致團結抗戰的局面已經形成,司法當局將「七君子」釋放。7月31日,他們結束了八個月的牢獄生活,他與國際友人路易.艾黎、斯諾夫婦及徐新六、王芸生、盧廣綿等發起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組織沿海工廠內遷,發展戰時生產和就業。他還撰寫了《抗日必勝論》、《民眾基本論》,批駁各種「亡國論」,提出「武器的力量不是絕對的,而人的力量畢竟還是決定勝負的因素。」這些觀點,後來為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書中所採用。「八一三」戰後,上海租界淪為孤島,章乃器撤退到香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邀請他前往安徽前線工作○1,他立即表示同意。途經武漢時,章乃器到中共辦事處會見周恩來,周囑託他到安徽後徹底執行釋放政治犯的方針,搞好同新四軍的合作。章乃器在1938年春到達安徽。當時的安徽省政權是一個統一戰線政權,由國民黨桂系的李宗仁任省主席(不久改為廖磊),共產黨員周新民、張勁夫、陳國棟、狄超白及親共人士朱蘊山、余亞農等都在這裡工作。李宗仁原擬安排章乃器出任省政府秘書長,但 蔣公不放心,只好改任省動員委員會秘書,不久又任命他為省政府財政廳長。安徽的不少地區此時已相繼淪陷,財政捉襟見肘,瀕於崩潰。章乃器接掌財政廳,提出「剷除貪污」、「節約浪費」兩大方針,大刀闊斧地革除積弊陋規,懲辦貪官污吏。並通過統一稅收、發行輔幣及在敵佔區與我區之間創設貨物檢查稅等措施,在短短的三個月內,使省財政變得收支平衡且略有盈餘。他按照周恩來的囑託,努力協助新四軍,他以統一財政的名義,每月補助新四軍四萬銀元,並多次派人給新四軍送去金雞納霜等大批急需藥品。章乃器為了培養財經幹部,舉辦了幾期財會講習班,由於他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不少進步青年慕名前往。這批幹部在章乃器離開安徽後,大部分轉入新四軍工作。解放後,不少人還擔任了財經部門的高級領導職務,後來毛澤東與章乃器會面時,當面感謝他為中共培養了大批財經幹部,做了好事。章乃器在安徽理財成績斐然,他的老同學陳誠向蔣介石建議重用他,以整頓不景氣的大後方經濟。蔣在武漢召見章乃器,提出要他留在「中央」工作。但被他當場謝絕了。 蔣公又動員陳誠、孔祥熙、陳立夫等大員輪番挽留,都未奏效。不久安徽省財政廳長向中樞密報章乃器私通中共,於是 蔣公以「調虎離山計」,電召章赴渝述職;章乃器於1939年6月到達重慶時後,蔣又下令「免職另候任用」○2。此後 蔣公又幾次試圖重用章,但都被他拒絕了。
   反對蘇日中立條約 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
   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其中有相互保證尊重「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受侵犯」的條款,一時輿論譁然。章乃器與救國會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表示抗議,後來救國會又要收回此信,章不同意這樣做,便脫離了救國會。他深感「沒有經濟基礎的政治運動,最後總不免要流為政客活動」,需要動員那些不靠做官吃飯、更不靠做官發財的工商界人士參加民主運動,要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政治團體。章乃器認為要使中國富強,只有走工業化的道路。他在重慶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興辦酒精廠、手搖發電機廠、機器廠、畜牧場等;後又創辦上川企業公司,經營土產運銷和進出口業務;並在抗戰勝利後與昆侖影片公司合作,投資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雲和月》等左傾影片,對於煽動知識階層敵視政府以及鼓動工運、學運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他擔任遷川工廠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和常務理事,同時又是國貨廠商聯合會、全國工業協會以及工商界「星五聚餐會」的重要成員。他與吳蘊初等創辦了民族工商業界的思想庫--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自任所長。他還不斷地發表文章,為挽救中國民族工業奔走呼號。
     章乃器在抗戰期間發表了《論惡性膨脹》、《物價問題的癥結》、《由節制遊資說到國民財產總登記》等文章,反對官僚資本和投機資本控制國家經濟脈,主張凍結遊資、規定法幣使用限額、推廣票據流通;對國民的土地、商品、外幣、證券和債券等財產實行總登記。他要求「消滅秘密財產制度」,主張對官僚資本在國內外的財產進行調查,並依法課稅。
     章乃器提出了「工業立體發展」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工業組織和技術的平面發展,必然造成重複建設,主張建立「運用高度的組織力量和高深的技術」的立體工業經濟體系。國營和民營工廠應組成立體的、有機的組織體系,以國營工廠為主導,實行統一指導和管理,並組織國內外第一流專家組成技術團,指導工業的立體化。
     章乃器希望中國在戰後出現一個和平建設的時期,實現「資本國家化,享受大眾化」的民生主義。他在《我國戰後經濟建設的兩大問題》一文中,提出:(1)如何大量動員國內私有資本,而同時能防止資本主義的抬頭;(2)如何大量吸收國外資本,而同時能保護國民的產業。他主張制定法律保護民營企業,鼓勵其擴大規模,使其能在戰後和國外工業競爭。他認為:「我們不要有大資本家,但是必須有大規模的企業。那可能是合作制度,也可能是大公司小股東的制度。
     章乃器認為,為了加快中國工業化的步伐,國家在對民族工業實行保護政策的同時,不應反對在平等的原則下有計劃地吸收外資。他說:「自然最好的辦法是借外債,聘請外國技師,以至購買外國的專利,而不必讓外人設廠。但如不可能,讓外人設廠總比沒有好。外人投資設廠自然要採取特許制。要訂立合同,規定年限,還要附帶在一定時間以內以技術傳授國人的條款。特許經營的項目,限於我們無法經營,或雖能經營而品質卻離必須的水準太遠的事業。我們要防止不合理的國際競爭,然而必須接受合理的競爭。……『無內憂外患者國恒亡』,無競爭者業必衰。我們不能盲目讓外廠自由發展,也不能盲目地反對外廠。」抗戰勝利後,國內民主浪潮高漲。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時,曾三度與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會見。1945年12月,章乃器與黃炎培、胡厥文等發起成立由工商界人士和知識份子組成的民主建國會。章乃器為民建起草了政治綱領、組織章程和各種文件,以「不右傾,不左袒」為揭櫫,政綱提出:「建國之最高理想,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認定民治為其中心。必須政治民主,才是貫徹民有,才能實現民享。」。政綱還提出「經濟民主」的概念,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國家的經濟計劃,「人民須有充分經營企業之自由,除保護勞工及防止獨佔法律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為防止家長制和個人獨裁,民建的組織原則「不採取領袖制」;這些在中國的政黨中都是獨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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