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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中国时报》文章)

中国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


(刊台湾《中国时报》1990年5月12日)


严家祺


中国人心目中的祖国包括台湾海峡两岸


    今天的中国,存在一个最基本的政治事实搜,在台湾海峡两岸,并存着两个互不从属的政权,每一方都自称代表全中国。这两个政权,分别得到部分国家的承认。当然,在今天,承认“在北京的政权“的国家要比承认“在台北的政权”的国家要多,而且,在联合国中,北京方面保持着自己的席位。

    中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所有中国人心目在的祖国。当一个人踏上异国国土後,时间愈久,他愈能了解“祖国”的含义。祖国,包含着自己的同胞、土地和无法与自己分割的文化。在海外的中国人深深感到,祖国土地上发生的任何践踏文明的事情,都使他感到难受,而几十年来祖国的分裂,则是他们内心深处痛苦的根源。几十年来,似乎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需要用某种方式来表示对海峡两岸某一政权的认同。由于受这种观念支配和影响,祖国的分裂使海外中国人蒙受着分裂的沉重痛苦,中国人的社会遭到分割,不团结、不合作,成了通病。
    在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时而分裂,时而统一,政府和皇位一样,都发生过一次又一次更迭。政权、政府并不是永恒的,而中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却是永恒的。对中国人来说,祖国的任一部分走向民主、自由、繁荣,都使他高兴,使他感到自豪;而祖国任一部分走向专制、独裁、衰败,都使他悲哀,使他深感痛苦。中国人对台湾在近几年来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而对北京六四大屠杀,无不感到愤怒和悲痛,这都是基于对祖国这样一种发自心底的深厚感情。
   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中国时报》文章)

   

(图)1992年6月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严家祺:《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


   

国名与政府都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自从1949年台湾海峡两岸同时存在两个政权以来,中国人慢慢习惯于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把政权、政府和国家混同起来。本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来选择自己的政府、政府形式,都有权利来选择自己国家的名称。去年10月,匈牙利修改宪法,改变了自己的国名,接着,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也改变了自己的国名。国名与政府一样,都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合法的国名、合法的政府建立在人民自愿选择和投票的基础上。
   

“第一”和“第二共和”的并存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後,中國先後出現了兩個共和國,這就是1912年建立的“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立的“第二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不僅是時間上的先後關係,而且,在1949年後,第一和第二共和國在空間上同時並存,這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民主政府是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政府,是通过人民赞同的、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通过竞选而产生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专制政府是建立在刀枪之上的政府,是依靠镇压和屠杀来维持的政府,这样的政权、政府没有合法性的基础。
    长期以来,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一个终身任职的个人手中,民主共和的原则并不存在。就是到了七十年代初,分裂的中国的两部分,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权,都缺少民意基础。尼克松、基辛格为了借助中国大陆来抗衡苏联,他们访问了中国大陆,打开了中国大陆的大门,并促进中国大陆一步步走上了自由化道路。
    如果说,在七十年代,基辛格主义——不让中国大陆闭关自守,并用中国来抗衡苏联——曾起了它的历史作用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的今天,在中国大陆政权日益独裁的今天,基辛格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已经变质,成了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屠杀人民政权的“主义”。六四大屠杀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表现,使中国人和一切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万分失望。在今天,海峡两岸的情况,正发生着相反的变化,中华民国的每一个进步,每一个成就,都是全体台湾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在九十年代,当我们怀着建立联邦制的统一中国的目标来重新看待海峡两岸关系时,我认为,应当彻底抛弃过时的对“中华民国”的“不承认主义”。国际社会应当重新看待今日之中国,应当给予台湾海峡两岸同等的关注和承认。
   

以“第三共和国”的目标来看待国际承认


   
   面对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权的现实,中国的前途既不是“复兴第一共和国”,也不是通过“一国两制”的手段用“第二共和国”来取代“第一共和国”,中国的前途在于通过和平的途径,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第三共和国”。
    在“第三共和国”,人民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宪法,决定国家的结构形式,决定海峡两岸的关系,决定政府形式,决定未来“第三共和国”的国名。
    在宪法通过後,人民也将通过选举和投票来决定“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决定由那一个政党执政。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将是中国“国家结构”的最好选择。台湾、港澳、西藏等地区和中国大陆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上,带有更多“邦联”的特征。在中国大陆内地其他各个地区的相互关系上,带有更多“联邦”的特征。同今天海峡两岸主导的观念不同的是,“第三共和国”联邦政府只有有限的权力,是由海峡两岸、由组成联邦的各个部分共同授予的,一切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则归组成“第三共和国”的成员享有。
    在六四大屠杀前,许多大陆和香港人士曾寄希望于“一国两制”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六四大屠杀使号称“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共和国”名存实亡。最近北京通过的香港基本法表明,“一国两制”保障不了“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自由,握有无限权力的中央政府将会把一切合法的抗议宣布为“颠覆行为”。六四大屠杀使愈来愈多的大陆和港澳人士放弃了“一国两制”的幻想。面对这个的现实,唯一的出路是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第三共和国”。
    四十年来,台湾和中国大陆是“任何一方的法律无法施行到对方的区域”,在国际交往中,应相互对等。台湾海峡两岸政府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从事国际交往,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联邦制”的“第三共和国”前有必要、也应当同时取得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认。我认为,这种承认,并不是建立联邦制的“第三共和国”的障碍,而可以为联邦制的“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创造条件。
   

用“联邦制”和“民主制”来改造传统中国的两大弊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有两大弊端,一是专制独裁,二是中央集权。
    八十年前,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延续几千年的王朝历史终于打断了。然而,在八十年後的今天看过去,我们发现,中国政治传统是那么根深蒂固,那么顽强,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仍然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中央集权的情况更为严重。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幅员辽阔的中国,每一个地区都难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论是不久前加于香港人民头上的《基本法》,还是对待西藏、新疆的态度,都渗透着专制独裁和中央集权的顽固观念。
    中国的富强、中国人民的幸福,有赖于从根本上消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这两大弊端才能实现。联邦制的“第三共和国”正是克服这两大弊端的根本出路。我们海内外的中国人,携起手来,在总结吸取“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种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创造“第三共和国”——“联邦中国”或“中华联邦共和国”作好种种准备。对中国大陆来说,就是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使专制政治变为民主政治。 (写于1990年5月11日)
(2012/08/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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