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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司马清扬(蓑笠翁)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专案组(亦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或中央专案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参见康生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康生的发言证实专案组的手段比学生的高明多了。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中央专案组的法西斯行为还可以参阅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载《纵横》2000年第1期)。实际上,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笔者注:江青的作用和地位比较独特,因为江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毛,所以周恩来对于江青非常迁就。以刘少奇专案为例,江青在此案上投入的精力最多、最大。但是就整个中央专案组的组织机构来说,周恩来毕竟还是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而且江青对于其他专案所投入的精力相对于刘少奇专案则少的多。)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专案还是文革期间的的刘少奇、贺龙等专案,都是依据中央专案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笔者注: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重要专案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于毛泽东。无论在专案迫害上还是保护解放老干部上,都是毛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的模式。)
   

中央专案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在它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1:Schoenhals Michael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6-1979》 载 《China Quarterly》 No.145 (March 1996) p87-111;2:欧阳龙门翻译稿,节选自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16章中央专案组部分)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而专案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的5月20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专案委员会下的彭真专案组的组长。中央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专案会议等等。(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4页、726-734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其下属中最大的组正是负责调查他自己。先是于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来调查他的妻子,毛泽东又在1967年3月底授权专案组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刘少奇本人。)其他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陈伯达主管陆定一,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57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459页)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1: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7-79》,《The China Quartely》,No.145 May 1996,p90;2:Macfarquhar Roderick《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282。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交班于康生,但是都认为,在整个文革期间〔除周恩来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负责中央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并且由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随着文革的深入,此专案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调查(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第一次把彭罗陆杨比喻成“四大家族”),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专案委员会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14页)揪出、批斗、逮捕、关押都是由中央专案组作出决定。
   
   自1967年2月起,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1:王力自述其被排除在外,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730页;2:自1967年2月19日起,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中央碰头会。(《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册 第130页。前后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主要原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谢富治;1967年2-3月间 毛泽东同意叶群、肖华、杨成武列席与会;随着文革深入,黄永胜、吴法宪亦与会;其间成员也不断遭到清洗;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6卷 第61页 3:无论是早期的中央碰头会还是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都是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并决定会议议程,见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中多次记载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情况;3: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始是由陈伯达主持并召集,但是因为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导致陈伯达不再主持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 见《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82页。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此情况发生在1966年9月期间)。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笔者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不具备公检法的权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关押某人的权力。这充分体现了某种体制特色。例如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就可以当场宣布逮捕财政部的某副部长。至于此时的周恩来是以何种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最重要的是,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织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但是更有权力。中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专案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专案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789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126位解放军军官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一职(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在1967年的秋天,专案委员会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专案委员会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专案组:例如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对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雨花》1994年06期。从张嵩山之文可以看出杨成武在主管“二办”时是非常凶狠与严酷的。在1968年3月24日杨成武倒台后,根据黄克诚的回忆,由黄永胜接班主管“二办”之后被审查人员的日子则好过多了。见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80-282页)例如彭德怀专案、罗瑞卿专案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专案等。(1:Zhang Songshang《“On the‘He Long Case Group’”》 in Schoenhals Mike 《Mao’s Great Inquisition: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Armonk. NY Sharpe 1996 p24-42;2:有关贺龙的一位老部下的被打倒以及被中央专案组调查的描述,见“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539页;3: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697-703页;4: 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5: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
   
   以贺龙专案组为例,称其为主案祖,下面设17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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