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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贼倒行逆施的十年


    (转载)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
    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

    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
    格“闯关”。但这个价格闯关并未成功,一方面是人民不可能有这样的
    心理承受力。二者闯过这个价格关等于就是放开物价,必然会导致通货
    膨胀,经济发展伴随着高通胀,显然就是将人民多年在专制体制之下可
    怜的积蓄一朝化为乌有。这种对人民大众血淋淋的掠夺,当然更是引起
    社会对涨价的恐慌。这些因素直接导致1988年的社会大抢购风潮。
   
    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
    淡出,上面所说的国有主体经济被政治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
    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
    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
    “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而导致80年
    代末改革就发生严重危机。这个严重危机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89年遍
    及全国的民主运动。邓贼为维护特权阶层利益,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
    对全国人民和代表民族年轻精英的梓梓学子进行开枪镇压,用罪恶的枪
    杆子维护其腐败、专制、无官不贪、剥夺人民、压榨人民的罪恶体制。
    这次镇压实质上是完全暴露了邓贼的凶恶本质,同时也将这个恶贯满盈
    的恶贼从此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992年邓贼南巡,改革进入了所谓的“第二阶段”。但形势已经发生变
    化:一方面,苏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
    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经济”,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
    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邓贼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实质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维持的是中
    国以前的“命令经济大家庭”,中国这个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
    由特权阶层把持的掠夺人民和社会财富的敛财社会体制。所谓“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官僚可以垄断一切,包括可以合法贪污和
    以权谋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一切反对和不满的意见可以无情
    镇压,保护这个剥夺和掠夺人民罪恶的特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
    是甚至可以倒退到文革时代体制的蓄意内涵;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更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幌子和遮丑布。另一方面,1990年邓贼提出
    的所谓让少数人富起来的反动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特权阶层能够
    肆意侵夺和窃取原属于国家人民的财富和利益,使自己富有的官场普遍
    腐败体制。同时,邓贼在排除左右两边的“争论”的幌子下,很大程度
    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其实体制显然是可以不争论,但利
    益分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明确的,邓贼就是以这样伎俩阻止法理和社会
    的公议,掩饰社会统治特权阶层的贪婪暴虐,他们败坏社会公德,恶化
    社会治安秩序。一切向钱看,毒化了人民的心理,1991年的深圳股票事
    件,也就是说明了邓贼集团欺骗人民,毒化人民思想,祸国殃民,恶贯
    满盈的行为写照。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
    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这不
    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交易费用”(用
    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
    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
    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
    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将全国人民作为他们邓贼
    独裁特权集团的奴隶,这就是邓贼集团最凶恶的本质所在。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
    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
    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渐进”
    “激进”的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
    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他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
    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
    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
    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
    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
    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
    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
    一般都在产权改革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
    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
    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
    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
    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
    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
    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
    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
    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这个阶段中
    中国国企的工人大量下岗,他们是被邓贼集团剥夺了他们自毛泽东时代
    以来以刻苦工作和辛勤劳作得到的就业保险,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
    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
    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
    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
    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
    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
    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李鹏这个混蛋
    罪恶可谓馨竹难书。)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
    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
    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在维持“事责”
    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
    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
    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
    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
    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
    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
    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
    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
    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
    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
    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
    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
    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
    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
    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
    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
    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
    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
    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就把“苏
    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
    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
    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
    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
    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
    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
    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
    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
    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
    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
    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
    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
    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
    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
    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
    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
    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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