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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嗜血周恩来的杀人史

    1976年1月11日,死了3天的周恩来出殡。当时天色灰蒙,空气阴冷,长安街挤满了吞声抽泣的男女老少,人人缠着黑纱,戴着白花。十年的文革,人民惨遭迫害,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而作为罪魁毛泽东的副手的周恩来,却成功地在人们心中为自己塑造了一尊圣人的神像。
   
    多少年后,互联网开始兴起,信息的浪涛如钱塘大潮,令中宣部无法再阻挡。中国的民众,那些受蒙昧的中老年,那些不信邪的青少年,沐浴在信息瀚海之中,开始沉思、对比,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原来,遇罗克、张志新是周恩来拍板枪毙的;贺龙是被周恩来引入死亡陷阱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是周恩来定的;毛泽东对万斤亩产的疑惑,是周恩来消除的……尽管惊诧的目瞪口呆, 但人们依然难以摆脱 多年的惯性思维,而邓小平的 “不得已”的说词,则成了为周恩来开脱的合理依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有关周恩来的杀人历史,被不断曝光。
   
   

宁都兵变后的肃整

   
    1931年,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随后大开杀禁,屠杀对象包括了红军将领。周手下的主要特工是,苏维埃国家政保局局长邓发、红一方面军政保局局长李克农。
   
    当时,任国民26路军74旅旅长的季振同被调往江西围剿共产党,而季振同的把兄弟在红军中当官。12月14号,季振同与赵博生等人一起,发动了“宁都兵变”,策动一万七千余人, 携带二万多件武器, 投奔共产党,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季振同在兵变前已是中将的官衔。
   
    季振同的把兄弟黄中岳是河南信阳人,曾备受冯玉祥器重,被派往日本陆军学校留学。“济南惨案”后,黄中岳愤恨日军的暴行,回国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供职,和季振同结把为兄弟。“宁都兵变”前,黄中岳是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
   
    1932年4月,冯玉祥派人到瑞金策反季振同,季没有答应,并把冯玉祥的信交给了政委萧劲光。
    4月12号,苏维埃国家政保局接到密报,称季、黄密谋反叛,告密者是潜伏在26路军中的中共党员王超。
   
    4月19号,漳州战役的前一天,一军团侦察排在荷花庄抓获一人刘佐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剿匪司令张贞签发的秘密通报。刘佐华承认,他是冯玉祥派来 再次接洽季振同的代表。 经严厉审讯,刘佐华又供出了季、黄的“叛乱计划”和“同谋名单”。
   
    5 月5号上午,黄中岳在漳州南靖县的天后宫主持会议,李克农带着荷枪实弹的特工, 骑马冲进会场,宣布逮捕黄中岳和参谋长萧世俊。当时,全场两百多名干部,包括政委左权,全都目瞪口呆。左权问李克农:“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地说:“奉上级命令”, 而李克农的上级就是周恩来。
   
    5月8号,李克农同样奉周恩来之命,在长沙泰和祥店诱捕了季振同。
   
    同日,十五军副军长张少宜在瑞金被捕。 到了19号,刘佐华供出的额外三名谋叛人员,也全部被抓。
   
    8月3号,苏维埃临时最高法院审讯了所谓“季、黄反革命案件”。
   
    4号判决:对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等人执行枪决。
   
    当判决书送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批准时,毛泽东、项英认为,季、黄等人由于“宁都兵变”,让红军的人数增长了一半,因此决定:改对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关押于麻田收容所。
   
    红军西逃前的1934年10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季、黄等人被押到瑞金石角下的梅子山,遭到处决。
   
    在梅子山的深谷密林腹地,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分子”的刑场, 周恩来杀掉了毛泽东不杀的红军官员。
   
    1972年,在中共中央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将此事的责任推卸给李克农,他说:李克农向我报告,我也同意逮捕他们,结果搞死了!
   
   

对AB团的大屠杀

   
    中共的内部整肃和对全社会的镇压是同步进行的。 在苏区,中共从未停止过杀戮地主富农,但以前杀地富,极少殃及其子女,而周恩来主事后,杀戮的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斩草除根”成了执行者的公开口号。为杜绝阶级报复的种子,三尺小童也要过三刀。
   
    后来在文革期间, 出现了湖南道县七千名“四类分子”被灭门,以及一副“斩尽杀绝黑五类,红色江山万年长”对联,就是继承了周恩来的真传。
   
    1931年11月,周恩来与多数中共大员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
   
    此前,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摧毁来自地方党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非嫡系的挑战,发动了残酷的内部大屠杀,用根本不存在的内奸“AB团”为由,将苏区变成一片血海。七万多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普通群众,惨遭杀害,仅红一方面军,受害者半年已达五千人,最后导致了二十军集体兵变的“富田事变”。
   
    这次内部大屠杀令人发指的程度,可以从当时苏区政府《紧急通告第二十号》中栗然感受。 通告宣称:AB团非常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不肯招供,必须用软硬兼施的办法,继续严刑审问……对于首领,要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对富农、小资产阶级‘AB团’者, 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的,能力较活动者, 杀无赦……政府的行动大纲则号召, 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1931 年1月,项英以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成为苏区最高领导,制止了毛泽东的屠杀,并且不同意将富田事变定为叛变,而是划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他开除了毛手下的头号刽子手李韶九的党籍,以息民愤。富田兵变的四名主要领导人,遵照项英的指示,“向党承认错误,请求教育”,并被分配了新工作。至此,一切都平静下来,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而就在苏区似乎稳定团结之时,一场新的大屠杀已经由周恩来在上海开始部署。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副局长米夫到达上海,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确定了激进恐怖路线,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一切剥削者。周恩来雷厉风行,立即付诸行动。
   
    于3月28日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称,实质上毫无疑问,富田事变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
   
    周恩来迅速派出冷面杀手邓发打入红军总司令部,任保卫处长,再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三人团,开赴中央苏区,先夺了项英的权,再推翻“维稳”的结论,于是中共的第二轮内部大屠杀开始了。
   
    任弼时为李韶九平反又升了官,由他负责政治保卫局,杀了那几名兵变的领导人,而后又缴了参与兵变部队的械。
   
    就如大陆近代史学者顾则徐所记载,“二十军所有副排长以上的军官,近八百人,全部被杀。”
    周恩来的中央,既肯定了肃整AB团的正确与必要,同时在所有根据地,同步清剿AB团, 整个苏区成了漫天血雨的红色炼狱。仅死于邓发一人手下的官兵,就数以千计。
   
    一批让毛泽东恨之入骨,但不敢杀的军头高干,如二十军的后期军长萧大鹏、前、后两任政委曾炳春和陈东日、文官何笃才,以及毛泽东的宿敌、江西地方党魁李文林,均死于周恩来的屠刀下。

此文于2012年08月0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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