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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的几个问题


徐水良


   

2012.08.13~8.16日


   

   
   近来在网上与网友们关于文革的讨论中,写了一些帖子,这里把它们合并改编成文章。供参考。
   
   
   一、关于造反派问题对陈益南文章的补充
   
   2012-08-12
   
   
   文革造反派问题,基本如网友转贴的陈益南文章《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所述,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一篇文章,只能简要描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我的建议是以不同角度把全国省市分成不同类型来讨论:
   
   1、保守派组织垮台的省市,与始终没有垮台的省市分类。
   
   广东、广西、江西等,属于保守派始终没有垮台的省市,与保守派曾经垮台的省市,情况相当不一样。这些省市,造反派一般没有掌过实权。所以,这些省市造反派到现在往往始终坚持的是文革初期造反与保守的对立的教条观点。人民文革说等等,都是由广东这样地方的造反派提出来。保守派曾经垮台的省市造反派,就与这些地方造反派的教条观点,相当不同,没有那么教条,一般不会赞同把两个文革、人民文革等夸张性艺术性用词,说成学术性科学性术语。
   
   从严格的科学和学术观点,文革当然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不能把文革包含两种对立性不同因素,说成两个对立的文革。你可以把两个文革人民文革用到诗歌等夸张性比喻性艺术作品中去,但不能用到严格的实证性的科学和学术中去。
   
   保守派曾经垮台的省市,内部各地、市、县,情况又相当不同。有的地市县,保守派瓦解垮台,一部分以个人身份加入分裂后的两派造反派,一部分变成逍遥派。保守派没有瓦解的地市县,保守派往往以整体加入省里一派造反派。因此,造反派及其掌权的情况,又非常不同。
   
   例如,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浙大保守派垮台,导致浙江保守派瓦解。但一些地市县保守派没有瓦解,这些保守派,后来分别因偶然情况,加入从造反派分裂出来的两派,即红暴派和省联总。其后,他们的情况,只与省里组织一起沉浮,而与其本身造反保守性质关系不大。在浙江,开始是空五军、二十军及其控制的省革委会支持省联总,武装镇压红暴;后来是林彪垮台,接着四人帮垮台,红暴翻身,但没有掌权。顺便说,红暴派在浙江始终没有掌过实权,即使革委会红暴成员,也无实权。红暴部分成员,67年到69年,曾经以武装与省革委会及二十军打了近两年。1974年,以原红暴为主的山下派,又与中央文革及王洪文,军队等支持的民兵指挥部山上派打了近一年,最后打下了全省绝大部分地区,虽没有建立政权,但导致浙江政局大变。而相反,省联总造反派头头,包括从红暴叛变转与对方结合的翁森鹤,则被处罚、判刑、入狱。
   
   江苏也有类似情况,只是没有浙江那样两派始终与中央两派紧密结合的情况。浙江一派与江青王洪文挂钩,反周恩来;红暴则反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等。红暴有的主要负责人,甚至在几十个人的中型会议上,点名批判毛泽东。因此红暴头头很多因反对毛和林彪四人帮坐牢。本人因为分到南京,利用许世友与南萍陈励耘矛盾,逃过一劫。
   
   2、按具体情况分类,北京独特,是一类;上海也相当独特,一类;河南、辽宁、浙江等省市一派造反派占优,是一类;江苏等大部分省市,造反派几乎无权,是一类;广东广西江西等保守派没有垮台的省市,造反派从未掌实权,又是一类。
   
   3、造反派占优的省市,其实也往往是一派占优,一派被压。而且,即使占优势的造反派,一般也是参政、掌握部分权力,大部分权力都在军代表和老干部手中。
   
   4、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是保守派老红卫兵在党组织领导下红八月杀人、破四旧、斗黑帮;二是军队镇压,例如广西军队武装镇压,浙江二十军武装镇压等等,杀人如麻;三是,也是杀人最多的,就是党组织革委会领导下的1969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抓516,打死和自杀的人数,远远超过前几次的总和,全国范围,应该超过除军队屠杀外,单纯两派武斗死亡人数的几十上百倍。南京武斗只死了几个人,但光是抓516就死了700人,全省死亡数千人。一打三反死人估计与此数差不了多少,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更远超过上述数字。我看过浙江省一个文件,说南萍陈励耘革委会时期,全省一次刮“红色风暴”,就搞了几十万人,我记不清文件说的死亡人数了,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数千。
   
   5、斗黑帮、破四旧、反黑五类,红八月杀人等等,造反派参与者极少。相反,造反派总的倾向是反对。例如,在我们浙大,从1966年8月起,造反派就一再发声明,反对把精力用在斗黑帮、破四旧、反黑五类此类转移批判走资派大方向的行为。其中几个声明,是本人起草的。浙大占绝大多数(85%以上)的造反派学生不仅没参与破四旧烧文物,而且在那时全校学生日夜出动,保卫灵隐寺。我同班好几个同学还为此挨了企图烧灵隐寺的杭州保守派红卫兵的打。我出国前,灵隐寺还有说明,文革中灵隐寺是浙大学生保下来的。至于红八月杀人,刚开始,就遭到浙江造反派的反击,浙江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儿子红八月打死人,是第一个,浙江造反派立即发起声势浩大的抗议,迫使公安机关抓捕了张秀龙儿子,制止了红八月杀人。
   
   所以,我非常不赞成旁观者昏要造反派为党组织领导下的保守派红卫兵拼命搞的这几件事情负责的说法。虽然确实有造反派人士参与这些活动,但这不是造反派本能的倾向性,而是与造反派本能倾向性相反的个人行为。而保守派红卫兵则是组织行为。
   
   6、造反派的主要错误,是两派分裂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而在保守派没有垮台的地方,造反派保守派都要负武斗责任。但对武斗负最大责任的,不是造反派保守派,而是支左的军队,以及支左军队之间的对立。例如在浙江,武斗主要责任者是二十军,其次是空五军。不过,全国武斗最大责任者,其实是毛泽东,军队包括浙江军队,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北京上海等部分地方的高校,还有一个1968年的抓反动反革命学生等等错误做法。
   
   而斗黑帮、破四旧、反黑五类,红八月杀人,与造反派关系不大;革委会建立后的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斗批改,枪毙反革命等等,则与造反派几乎完全无关。
   
   
   
   二、文革本身就极端复杂
   
   2012-08-12日
   
   
   贝苏妮女士说文革并没那么复杂,是我们把问题人为复杂化了
   
   但文革是8亿人延续十年的大事,不是人为复杂化,而是本身就极端复杂。
   
   只承认一个“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号召”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主线,不承认其他非主线因素,就抹杀8亿民众是否完全遵循主线的问题,也否认大量与主线对抗行为的存在。那种只有单一主线的说法,难道倒是符合客观实际,没有人为简单化?
   
   即使斗走资派,对立各派斗的也是不同的当权派。党组织领导的保守派,斗的是党组织官定的走资派和黑帮,斗“死老虎”。贝女士举的例子,说保守派红卫兵也斗的当权派,实际上他们斗的,基本上是被中共中央、北京市委钦定的走资派,“死老虎”。而造反派相反,斗的是掌实权、有权决定别人为黑帮修正主义反党分子的当权派活老虎。两者相当不同,不能混为一律。
   
   这里再结合我的实际经历,简单谈谈点相关问题。
   
   保守派和造反派两者,尤其对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差的人的态度,完全不同。毛泽东号召造反,造反派与保守派老红卫兵口头都讲造反,但实际内容完全对立。保守派老红卫兵造的是所谓牛鬼蛇神黑五类的反,主张所谓的谭力夫路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造反派则完全反对。还在谭力夫讲话以前,浙大学生首次上北京,保守派红卫兵就广播把所谓的黑五类学生赶下车,我就带了班上同学赶到广播室,与这些人赶黑五类的保守派红卫兵大吵一架,对方动手抓我的衣领,责问我什么出身,为黑五类讲话。我们班上同学围上来,说我的名字,并说是红五类。保守派听到我的名字,才放手。
   
   保守派红卫兵主要是干部子弟党团员之类,造反派却包括各种出身的人。后来我们从北京回来,还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来批判血统论。所以,当我1968年初在北京看到遇罗克的文章时,几乎完全赞同,根本想不到写这样的文章会被枪毙。
   
   至于贝女士提到的读书会,以及其他,倒是另外一回事。以本人为例,我们几个同学1967年以后对文革及毛泽东产生怀疑,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一个韩姓同学,67年与我私下详细谈论毛,说他到西安,看到习仲勋说毛泽东心狠手辣,从那以后,虽然我们口头上也只能崇毛,但私下里却是另外一回事。我口紧,校革委会军、工宣队发动揭发,但除了说毛泽东思想也需要研究,也是一分为二的等等言论外,没有揭出更严重的问题。而且,为了营救与我一样说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话而被关押的同学,我公开去与军宣队工宣队大吵,说这个说法完全正确,要求他们放人。而韩姓同学却被揭出“恶毒攻击”反毛言论,并参加对省革委会及二十军的武装战斗,后来被长期关押。
   
   71年以后,我从文革惊醒,发现文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从而开始发起和投入民主运动。这些,倒都是与造反派保守派问题关系不大。而且68年以后,我本人已经反对造反派保守派的划分。
   
   我所认识的朋友中,包括中学生大学生,反对毛及中共官僚体制的,不在少数。很多人比我们先知先觉,我向他们学了不少。情况极其复杂,怎么能够把所有这些人,一律归到“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号召”?
   
   至于说到文革责任,用数字作个比喻:90%在毛和官方,10%归两派民众。当然,这只是比喻说法。两派民众都不过是受挑动、欺骗和蒙蔽。当然,保守派老红卫兵等残忍杀人,应该有点例外。任何有道德观念的人,看到被打者流血,都会有同情心,都会吓得停止殴打。但我却曾经听他们眉飞色舞谈打人、杀人,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从此对这些高干纨绔子弟、黑字红卫兵相当反感。他们没有同情心。他们杀人,他们自己没有道德,也要负一半责任
   
   说到文革主线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当然没错。但因此否定其复杂因素,就完全是把文革人为简单化了。
   
   
   ―――――――
   
   附:
   
   贝苏尼:并没那么复杂,是各位把问题人为复杂化了。
   
   只要承认文革造反是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号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行动,就不能说它是民众的反抗,更不是自由民主的先声。后来产生的“地下读书运动”等都是对文革的否定,而不是文革的继续。
   
   各位所说的复杂性来自试图将群众组织硬性划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基本上工作组撤销后就不存在“保皇派”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皇派更是彻底消失。到1967年元月开始的全面夺权,更没有任何保皇派存在的余地。即便在夺权发生之前也不能把群众组织截然划分为“造反派vs.保皇派”。因为,真正分派别的是“走资派”,同时也是分层次分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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