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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新政”换届之虞那么一点点

“胡温新政”换届之虞那么一点点
    梁福庆
   
    提要:本文的写法不带入当今领导人的讲话和别的任何精神的痕迹,精神的有必要的文献是不可或缺的。当马克思思考他的对象时(注释②)所用的方法这里我们也同样拿来用一回。用新的时代观点来看马克思“共产主义”主体的人时,就相当于看中国的皇帝,看一个历史人物。如果他逻辑地反映现实,就又相当于“请领导先走”历史地复活了。那么根由什么?马克思就是根据“人格的人结合一个特殊的个体的人造了一个特殊的人”,此后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中国皇帝是一个人格的人结合自己造了一个特殊的个体。区别仅仅在于中国皇帝可以自己造一个自己,即简化了作为“人格的人”的本质前提。中国皇帝是不能分割的特殊的个体;在此“个体”上不能同时有两个人或多人共处,如果特殊的个体都是普通人(民主也是特殊的个体),那么,这个“个体”实际是被“选举”的没有人格之分的平等的个体,所以就不存在特别的不同,是可以“共处”的“个体”。相反这个“个体”就要服务于其他个体,事实就发生了改变:请百姓们先走,总统我垫后。这就是时代的观点和观念不朽特性的宣言。(2012年8月30日说明:原稿正文的文字不打算更动,也不做修改考虑,交读者来指正。所以,只加本文的一个提要。)
   

    时至“胡温新政”连续二届正忙于交接换届事务之际,借此机会尝尝那个神秘的果子——“不能说的果实”。也就是科学与迷信都不如的那个辩证事物。
    换届且不是我们百姓饭桌上的国事,我们只是听说却从来不曾真正“见过”。换句话说,隔着电子屏幕见识当代中国文化“窗口”可谓真的该遗弃我们身上某些“亲知”的东西了。的确如此,那会有实情干涉出现。有人会那么想,我只会这么想,因为那是个场所,那儿里子翻面,大小局势分别成效于无穷个“维稳”概率的“脚”,就像室内使用空调机器维持一定的温度;依我看换届,那只是表明特定空间的一个“解包”:照面,握手,然后相对挤一个出去。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辩证法过程在“客观”上的一次完成。因此,我们就站到一旁观看:照面,握手,然后相对挤一个出去。
   
    我顾虑的是有人从里面向外看我的观点,问我是不是一个人,用贿赂损我。
    当然,贿赂也是一种观点,他那样看我,我也该用眼睛勾他一下:小心啦!
   
    “胡温新政”连续二届就已经长出去了,如果接着干,那国家一定会出事故。比如青年人顺时向前以为“挤掉”了前面的一个,结果“碰撞”了,前面的人也遭遇到同样的“碰撞”。如果那恰好是物体“休克”的一次“启蒙机会”的话,坏事变好事,拍拍尘土,抖一抖身子,这对于我们的感观来讲“一份一份”解包现实的观念来改写“代表”的场面,那今后的次序就不会出错(想想中国文化,中国特色这个词心里就来气)。不知道这算不算做机会。官员、干部们着迷‘当官’正面反着想;反面要正着看;然后才拍拍脑门子的思想观念(迷药原理),去你的,你自驾车,我步行。
   
    辩证法思想在空间理论上需要一次确诊,针对活的部分而不是他的有机体的全部能否分类的问题,科学分类认识辩证法思想意味着他的有机体的全面瓦解。这在当前一定行不通,其本质原因不是他很特殊,而是特别。本文只说一点点,只说“不能说的果实”秘密一点而论。
    首先明确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的用法。我这里是作为普通名词来用,这和他不很特殊,很特别恰如一个普通人一样个性融洽,比如“棍棒”在普通人手上时必定听到一声“哎呦”,中国伦理传统上则把棍棒叫做“家法”,这个例子说明普通人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的蓝本。任何抽象物都在“这里”解包,我们普通人相信自己聪明伶俐。说他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我”需要什么。
    名称的用法不得不说到另一些例子,比如本名和小名(别名)或作为作品的署名、交往中使用的如网名等等,这些名称的叫法生活中通用,但在思想上就不太好处理。又例如,法轮功是“法轮功”的本名,但在有关文件中公开的名称是“邪教”,有涉及到伦理学家谱老祖宗的名号那里了,读法特别。还有“群众”这个名称是很有问题的。更无理的还有就是相互靠在一起的名称,比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宗教的、党派的等等,但是,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都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挺得住不会弄错。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直呼事物的本名呢?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叫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思想名称,假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成员的一宗,其蓝本意义通用“普通人”,那么,又有谁不乐意而暴跳如雷呢?抽象物是不会的,所以,明确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的通用法,就能破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宗头脑中的迷信色彩,还能拆除思想的藩篱——不必再喊“解放思想”这种口号了。
   
    一点论:“不能说的果实”和“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果实”是指:马克思主义三个理论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不能说的秘密”是指:共产党宣言。
    “不能说的实践”是指:忌讳的秘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来名声就不好,中国化就真正不好起来了。有一些不好的名声,那是来自人们的感观确实性,比如对某人、某个名称和某张图片反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曾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中国化每逢遇况就会暴露个人优先权,有关“这个人”的规定,他拒绝“临床”解剖,所以,他的名声一直都很不好。我们国内学界依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声望的空间,这是学界的不幸。更不幸的是民族信仰的空间过于狭小等等,思想有毁坏的部分。此外马克思主义写进了宪法,写进了党章,于是乎现实的思想退一步确定了辩证法为一级学科的定位。这种定位法其实就什么都不是了,就好像脑子忽然长出了肿瘤——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①。所以“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好像追问的人不多。他是“不能说的秘密”。人格的人或个体的人,②不是普通人。就是说,“这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他拒绝“临床”解剖是不想被人知晓他忌讳“形象”的不完整性。忌讳是人的交往物,而且只能够在现实的空间里,在普通人那里。那么,“这个人”不与我们交往,我们是普通人是能够理解他有苦衷不能言于表。《划清“四个重大界限”辅导读本》③回避“不能说”这个事实。这个读本除思想是“哎呦”之外都不能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活的有机体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噩梦”。因而,现实的人普通人就有可能因言入狱被视为不成大器,实则毁坏了自己的身体。可以肯定地说,自马克思主义诞生肇始起就意味着“身体毁坏”的厄运,也正是这个规律(秘密),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实践的”而非“思想的”,思想之物马克思已经事先把观念放了进去,《划清“四个重大界限”辅导读本》这个读本“知道”应声而举起小锤,那会留下什么名声呢。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实践的”、薄薄的,条件要求及其代价,正如无穷个“维稳”概率来作保障一样,实际走上一条代价的逻辑而非什么科学发展的富国富民的路线。我们跑啊跑啊不知道为什么总逃不过中国成语的惩罚:内忧外患,外患内忧。有人说中国很气派。要我说:中国文化气派大;什么国情都不怕。
    这只是出于我个人的见解,并且认为有意抬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声望的空间及其做法,都是反科学的或者伪装成文化的迷信主义所导演出来的辩证法。总之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特色,他一旦抓住;迷信主义文化和文化迷信主义④抓住神秘的思想方法,就其本性地借以实践为理由照搬“三个组成部分”,用宪法和党章保护了起来——不能说的“三个组成部分”!⑤如果说我反马克思主义那就错了,怪只怪他不作“普通人”。
    能说不能做;能做不能说。说了等于白说;做了等于白费力气。得不偿失的规律,做的过程所剩无多,这个多少还必须支付实际没有贡献的教育机构,则不去想想老百姓养育子女为的是什么。然而“计数的事物”非技术的或腐败的,他与外界斗争,用的就是“计数的事物”,而不用什么技术的或道德标准,还反过来推崇“他”内在的价值论那个计数的东西……配置怎么说,怎么做。比如他用社会主义这个范畴计数,而制度体现为“刘志军”,⑥你就是判他“刘志军”死刑又能怎样。思想领域也一样当做价值观署上名并注明来处,其实就已经异化了。根由就在于一切终极原因“遂穿”的人实质还是“普通人”的法则,因为他会偷着乐,在体制的另一面数钞票,玩女人,搞车震,短裤反着穿。还会把财产以及帮助家人领取外国护照移民等等(辩证法滋味是个好东西)。所谓“计数的事物”除了机器不会异化外,意识的事物都要相对异化,而且很明智的异化。异化为斗,一种文化斗,文化斗更能够体现辩证观——新的迷信他就要产生。
    其实我只是单纯的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本身并不复杂,因为所涉及的问题和对象无一不是文化迷信主义直接的现实性,只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降为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他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所剩无几了,比较“硬核说”问题也就变薄,变简单了(把“他”从后门拽出来见见百姓)。那个“先进性”就不再先进了。
   
    自短文《胡温理念碰碰胡》以后就想到“不能说”的滋味,需要补充的是不要误读滋味这个词,不要“泡沫化”想象。旨在说破马克思主义辩证事物那个“神秘的果实”去精神化,脱掉宗教的外衣,改革他的实践理论。
   
    2012年8月1日
    2012年8月30日发稿
    [email protected],com
    注释:
   ①三个理论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②“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感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共产主义》)
    ③《划清“四个重大界限”辅导读本》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为帮助党员、干部准确把握、深入理解“四个界限”,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写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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