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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5)(章怡和)

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作者:章诒和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姓章名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有七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罗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谗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约有四十岁上下。她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焦忧之色,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说了两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
   
   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①’——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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