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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老民运何德普刘京生对我科研申诉的支持


   
   
   
   

        感谢老民运何德普刘京生对我科研申诉的支持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徐永海
     
             2012年8月27日
     
   1、七八、七九民主墙的民运老前辈,多年来的民运、维权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何德普
     
     何德普是30年前的79老民运,是30年来几次民间参选活动中最著名的民间参选人士,是20多年前“八九•六四”运动中勇敢的市民,是10多年前组党活动中最后的大陆领袖(何德普坐牢后国内未再有人公开地代表民主党领导机构来发言),是近10多年来维权运动的先行者,是一系列爱心帮助良心犯和家人的活动组织者,是在狱中受苦最重同时骨头最硬的政治良心犯,是在出狱后继续协助参选、参与民间维权的民间积极分子,总之何德普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民间活动领袖、民间活动家。
     
     在1978年至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如魏京生、徐文立、刘青、任畹町、王希哲、刘念春……等等,何德普是当年民刊《北京青年》的主要负责人。30年来,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中,79年老民运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很多人坐牢、流亡。在不少老民运流亡海外后,坚守国内并持续产生影响的已经剩下不多的一些人,何德普可以说是这不多的著名的国内79老民运领袖之一。
     
     自改革开始以来,在中国出现了几次民间参选活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民间参选活动,九十年代末的民间参选活动,去年2011年的民间参选活动。何德普是其中最著名的参选者。何德普在参加完八十年代初的参选活动后,写了《八十年代初我参与竞选人民代表的简单回顾》。何德普在参加完九十年代末的参选活动后,写了《中国北京独立参选人竞选人大代表100天纪实》。并且在去年刚刚出狱后,何德普就积极参与2011年的参选活动,做了大量的助选工作,使得两个参选团队的参选是有声有色。何德普可以说是30年来几次民间参选活动中最著名的民间参选人士。
     
     在20多年前的“八九•六四”运动中,何德普是一个勇敢的市民。在“八九•六四”10周年的时何德普写了纪念文章《罪恶的子弹与愤怒的呐喊——八九“六四”血案片断纪实回顾》。其中写到:“大约在傍晚6:15左右,我投入到在军事博物馆西侧300米处,市民们阻挡西线前来戒严的解放军车队的战斗。……我与五、六位男青年在现场充当起了‘指挥员’的角色。……我们的队伍与防暴士兵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从开始的200多米,变成了20多米,在十几米处,我看到他们的指挥官把手挥动了一下,不知喊了一句什么,上百名防暴士兵一起猛烈向我们投掷石头”。
     
     在10多年前,在中国出现了组党运动,一些民运人士组建了中国民主党。何德普参与了组党,并担任了其中重要职务。在北京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武汉秦永敏、杭州王有才等几十位组党者入狱后,在谢万军等组党者被迫流亡海外后,在这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何德普自己一人代表民主党领导机构来发言直到入狱,并在期间写了《中国民主党二十一世纪宣言》和编辑了《资料汇编》共12期。何德普入狱后,中国大陆未再有人代表民主党领导机构来发言,一些组党人士称此现象为“民主党已经战略转移到海外”。何德普可以说是十年前中国组党运动中最著名的领袖之一,是当年最后的大陆组党领袖。
     
     自2000年以后,在城市拆迁、农村占地中出现了很多侵害老百姓权益的事情,同时也出现了维权活动、上访维权活动。在2000年至2002年入狱前,何德普为此写过多篇文章,如《请关心我们老百姓在拆迁中的住房问题》、《就老百姓住房困难和拆迁中的困惑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还在他家组织过《民主民生问题研讨》两次,后因警方阻止被迫停止没能长期进行。他曾多次到被拆迁户、上访户家中慰问。“破坏拆迁”曾是他后来被判刑的罪名之一,只有后来检察院感觉到这是在表扬何德普,最后才取消了这个罪名。并且在去年刚刚出狱后,何德普又积极参与维权活动。在他坐牢期间,野靖环等人的维权团队,对何德普的妻子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出狱后的何德普自然地加入到他们的维权团队中,来参与维权。在当代中国近10多年的维权运动中,何德普可以说是一个著名的维权运动先行者和坚守者。
     
     近30多年来,因为政治原因,不少朋友坐牢。这些良心犯在牢里,他们家人在狱外,都经历了各种苦难。为了帮助他们,何德普做了很多工作,是想方设法来使狱中的朋友们每月能得到一、二百元钱,能有钱来买手纸等生活用品。并且在2002年,何德普还牵头组织了一次互助活动,那一天我们16位朋友分别乘坐两辆车,带着大家的捐献,看望了15户良心犯的家人。因我是主要参与者,并且大家是在我家集合后出发的,因此我可以告诉大家,当年此项活动的牵头人是何德普。后来何德普还写了报告《我们在春节慰问了北京的良心犯家属》、《“百元捐款、人道援助”就是好!》。多年来,在爱心帮助良心犯及家人的活动中,何德普是牵头人、组织者。
     
     2002年11月4日何德普被抓,后被判8年。在狱中何德普受苦最重,但是何德普坚持信仰,即使老底坐穿,也坚持真理,并在狱中写了《我在狱中狱》,将自己在监狱中所受的遭遇反映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其中写到:“看守的嘴,就是规定──监视居住里的规定,多的数不胜数。但是,从来就没有成文的规定,全部出于看守的嘴。武警非常严肃地告诫我:监视居住的执行单位,不设成文的书面规定,他们的嘴就是规定。留给我最深印象的规定有2条。第1条规定是:不准我离开床。不许在床边坐着,也不许在床上乱躺,只准在床上静躺。手脚不能动,躺的姿势要符合武警的规定。一种是把身体摆成一个大字;另一种姿势是双手举过头顶。第2条规定是:我的双手不能放在被子里,只能放在看守的视线之内。因为这两条该死的规定,每天夜里,我至少要被叫醒10几次。武警惊醒我的理由是:我的手腕缩进了被子里。在监视居住的日子里,虽然没有打、没有踢,但是,让人感到比死还难受。有腿不能站;有手不能动:残忍的规定,把我的4肢焊死在床垫子上。看守还有一条挠痒痒的规定。如果想挠痒痒时,要先向看守申请,批准后,才能挠。挠痒时,要把衣裤全部脱光,赤条条地在看守的视线下来挠,否则,按违抗规定处理。有一天夜里,我感觉腿部痒了,下意识的去挠,没有事先请示,结果,招致看守把我身上的被子掀到底上,冻了我老半天(正值冬天)。残酷的折磨,导致我的体重从入狱前的156斤,于85天后剩下120斤”。可以说,何德普是当代中国在狱中受苦最重同时骨头最硬的政治良心犯。
     
   2、七八、七九民主墙的民运老前辈,多年来的民主、自由书写人、独立笔会会员:刘京生
     
     刘京生,男,1954年1月5日出生。1969年12月~1973年:在青岛服役,这期间开始思考一些政治问题。1978年:参与民主墙运动,结识魏京生后受到他的启蒙,搞清楚了许多原先比较混乱的观念,坚定了人生的信念。为此,在78、79民主墙时期,与魏京生等朋友共同创办了民办刊物《探索》,其中有《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一文。因为此刊物,刘京生曾坐牢半年,后魏京生被判15年。
     
     八九六四后的1991年,刘京生与胡石根、王国齐、康玉春等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与“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多次向全国邮寄《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宣传资料》以及《六四英魂永存》等文章。为此,1992年5月28日被捕,后被判刑15年。2004年11月27日被释放。在狱中他经历了很多苦难,在监狱外,他的家人,父母、妻子、儿子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尤其是儿子,在他坐牢期间,从几岁的儿童成长到十多岁的青年人,其中的心灵创伤只有自己能体会。
     
     自2004年11月27日出狱后,刘京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信仰,先是筹组“北京华夏公维中心”,希望能为上访的访民做些事情。可是在现实的中国,别说是像刘京生这样身份的朋友,就是那些维权律师做点事情也是很难的。虽然在筹组“北京华夏公维中心”过程中花去了不少的钱(不少是从他父母那里拿来的),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好在当代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通过互联网上,刘京生发现自己的写的文章,能够被很多的人所看到,为此民运刘京生也就成了文人刘京生。几年下来,刘京生写了很多很多文章,并且成了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
     
     在刘京生的一篇文章中,即《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在其中的第四章《<探索>第三期》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参与第三期印刷的人也多了起来,除了探索的魏、杨、路、刘外还有于义、马文都、青岛某理发馆的一个女士等人参与。青岛的那位女士多才多艺,除了热衷于‘革命’,还经常谱曲作歌。记得有段歌词叫作‘彼岸’。当年还有不少人传唱。由于她经常出入魏京生家,提审问起我:‘他们什么关系?’我答:‘魏京生有女朋友,他们只是一般关系。’
     
     此文中所说的这位女士,应当就是青岛的杨英环(杨乃九)。杨英环大姐是我们的主内肢体,原来家住在北京阜成门内。在解放前后,她的家离袁相忱牧师的教堂——白塔寺的《福音堂》不远,据杨英环(杨乃九)大姐说,她那时很小,但是在她父母的带领下,那时,她曾去过袁相忱牧师的福音堂,见过袁相忱牧师。改革开放后,作为老基督徒,她时常到袁相忱牧师的家庭教会——白塔寺聚会点聚会。因为我也是时常到这里聚会,为此我们相识,并且逐渐熟悉起来。她时常与我们谈到,她在78、79民主墙时期的事情,也谈到她曾写作词作曲的《彼岸》。
     
     杨英环(杨乃九)大姐是个老北京人,父亲曾是北洋政府的音乐团体的指挥,她也遗传了音乐才能。在文艺音乐学校毕业后,她分配到青岛某文艺单位工作。因为家庭出身,历史问题,她一直被整。当民主墙出现,她自然回到北京,加入到民主墙的怀抱中。在魏京生等人被抓后,她也受些牵连,为此不得不改名,由“杨英环”,改为“杨乃九”。杨英环(杨乃九)大姐已是70来岁的老人,可是在城市拆迁中,她一家也没有能逃脱,她儿子(一个智力障碍患者)在青岛的家(房子)被人强拆、霸占。为此杨英环(杨乃九)大姐也不得不走在上访维权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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