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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北大人胡石根李海对我科研申诉的支持


   
   
   
   

   
         感谢北大人胡石根李海对我科研申诉的支持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徐永海
     
             2012年8月20日
     
   1、胡石根老师,一个真正具有着北大精神的人
     
     胡石根老师,1955年出生在江西。因父亲去世较早,为了弟弟妹妹们的生活,15岁的胡石根老师就参加了工作,挣钱养家。1977年恢复高考后,因所谓的言论问题,有关部门曾阻扰过在77、78年胡石根老师的高考,使得胡石根老师在1979年才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考入北京大学,在那年月——即使在现在——对很多人是非常难的。对很多人来说,别说是进北京大学,就是进北京的大学都是很难的。对此,胡石根老师多次说到,虽然那时他是工厂里的工人,工作了8年,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学习,不管工作到多晚,每天都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读书。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从本科到研究生,胡石根老师渡过了6年,本应一直继续“渡”下去,当老师,做教授。研究生毕业时,他的导师已经对他说好,要留他在北京大学教书。可是因为他参加过多次“学潮”,而不得不转到北京语言大学去做老师。不论是在北京大学当学生,还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做老师,胡石根老师都是一直牢记着“北大精神”,并且一直实现着“北大精神”。在《国度性的福音化和国度性的民主化——对胡石根老师的访谈》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采访中国自由民主党创始人胡石根老师》中,胡石根老师就说到:
     
     “……当年的北大,有两个先生,一个叫德先生,一个叫赛先生,科学和民主的北大精神,正是因为有了北大精神——科学和民主,才使得一代一代的北大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受了艰苦卓绝的磨练,林昭就是这样的北大人。再往前推一段时间,像陈独秀、李大钊,甚至是毛泽东,都跟北大发生过这样那样的联系。……我相信北大精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挺立着,放射着理性的光芒,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要继承的精神资源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我希望今天的北大人要深刻地反思:作为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代表社会良心的北大人,不应该让老百姓失望……”。
     
     胡石根老师是一个真正具有着北大精神的人,并且一直在实现着北大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他积极参加“六四运动”,在他这个青年教师的带头下,使得北京语言大学这个以外国留学生为主、中国学生并不多的学校里,参加“六四运动”的学生人数、学生比例都不低。“六四运动”后,胡石根老师又组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进行“纪念六四”的活动,为此,他和他的朋友们,康玉春、刘京生、王国齐、王天成、张纯珠、安宁、陈卫等被抓、坐牢,其中胡石根老师被判20年,坐牢16年多。
     
     胡石根老师,因狱中的苦难,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不是什么大病,可是由于病得实在是太重;胡石根老师是,不吃药,一天到晚,就像得了重感冒,流鼻涕、流眼泪、打喷嚏;而不得不吃药,而吃药,只能吃点便宜的药——扑尔敏,而扑尔敏副作用太大,一天到晚总是没精神,晕晕沉沉的。其实,这病并不是没有办法治疗,可是治疗费用需要花好几万,胡石根老师实在是没有这么多钱。出狱后,胡石根曾工作过,可是由于时常受到监视、软禁,实在是无法工作下去,而不得不一直失业。由于失业,没有低保、医保,胡石根老师生活一直十分困难。
     
   2、李海老师,一个真正实现着北大精神的人
     
     李海老师,1954年5月2日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中医学院,教哲学。在他所教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胡石根老师的组党(中国自由民主党)同仁、被判17年的康玉春。作为哲学老师,李海是合格的;但是在中国学校所教的哲学是作为政治课的一部分,教授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目的是使人来拥护中国共产党,李海老师自然是不合格的。没有教几年的课,因为讲课时的言论,李海老师也就不能再上讲台了。
     
     一个老师,不能上讲台,在学校里实在不好混,也不好意思混,为此李海不得不去考研究生。1988年——34岁的——李海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李海老师成了北大人,自然更加具有北大精神。上研究生的第二年,正好赶上六四运动,李海老师——这时是李海同学——自然而然地去实现北大精神,担任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联络部部长。在六四运动开始没几天,李海老师在新华门前就被武警打了个乌眼青。6月4日,看到身边不少人死去的李海,先回到北京大学,之后逃亡到远离北京的四川峨嵋山。3个月后,回到北京大学继续读书,按李海的话说:“北大还是有保护学生的传统”。
     
     按理说,李海老师应当是见好就收了,先熬到研究生毕业。之后,或者到某个大学去当大学老师,或者去到某个研究所去当研究员,或者找个好工作,结婚生子。可以面对“六四”中死去的人、受伤的人、坐牢的人,李海的心里总是过不去。为此,在“64”一周年前,李海积极参与、组织、策划了纪念六四活动,这回北大保不了他了,为此李海老师被抓进了秦城监狱,“收容审查”了209天。出狱后的李海老师,失去了研究生身份,成了社会闲散人员。
     
     被释放之后,李海老师成了“专业的民主爱国人士”。他经常是,到北京各区县,到全国各省市,将热心人士们的捐款转送给那些六四受难者。为此他了解到很多六四受难者,与他们或他们的家人成了好朋友。几年下来,他有了很多六四受难者的联系方式(通讯录)。1995年,因为他有各地六四受难者的名单(通讯录),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4年才刑满出狱。
     
     出狱后的李海老师,因狱中的苦难,身患多种疾病,高血压、胆结石、美尼尔综合症。近两个月,李海老师的胆结石越来越重,很是疼痛,为此去医院就诊,医生建议他做手术。李海出狱后,一直失业在家,没有工作,没有低保,没有医保,住院治病动手术,要花一大笔钱。李海老师实在十分为难,为此他决定自己上网找偏方治疗,还真找到了个偏方。他自己用苹果汁、柠檬、橄榄油、泻药来治疗他的胆结石。据他自己说,还真排出来一些胆结石。(可是,我查了书,我上学时的第一版《外科学》还有这样的治疗,而现在的第七版《外科学》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治疗。对胆结石,应当是用微创外科手术治疗)。
     
   3、感谢胡石根老师、李海老师对我科研工作、申诉活动的支持
     
     在17年前,即在1995年6月4日前,据说是由刘晓波执笔书写了《汲取血的教训 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一文。之后,由王丹牵头,进行了一次签名、上书运动。其中共有56个人签名,而且其中就有李海老师和我(本人徐永海,当年我只是听说此文是由刘晓波所写)。在这个《汲取血的教训 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发表后,没有几天,在签名者中,王丹、刘晓波、刘念春、李海及我等,先后被抓。之后,刘晓波在被关半年后释放,王丹被判11年,李海被判9年,刘念春被劳动教养3年,我被劳动教养2年。
     
     在我被劳动教养的《决定书》,及因我不服,而进行复查、诉讼、上诉活动的《复查决定书》、《诉讼判决书》、《上诉裁定书》中,我被劳动教养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我参加这个《汲取血的教训 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的签名,说我们污蔑了政府。还有一个就是,在1年前的1994年,我们书写了《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说我们污蔑了政府机关。即我们说了:“我们面对恶劣的环境并未停止聚会,信心没有受到损伤,残酷的现实使我们更加合一,我们的团契始终是坚实的一体,我们今后依然会在上帝的感召下持守我们的信仰和信念,以耶稣为我们的榜样跟主走十字架的历程,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的,不论面对多么恶劣的环境,我们都坚持我们的信仰,这话我们说的没有错,一点不是污蔑,而是事实。我们出狱后,我们依旧是坚持信仰,依旧是维护我们的信仰权利。2003年,因为帮助辽宁鞍山受警察刑讯逼供(酷刑)的基督徒李宝芝等,我们被判有期徒刑,(详见《我一个良心释放犯基督徒要去申诉》)。在狱中我经历了很多苦难(当然与胡石根老师、李海老师受的苦难无法比,胡石根是18年,李海是9年加209天,我才是2年加2年加13天)。出狱后一直被监视、时常被软禁,而失业在家、没有收入、没有低保、没有医保,有病也因为没有钱去治病动手术,而不得不求助于他人。
     
     面对这些,我没有悲观失望,在如此的环境中,我依旧坚持自己原有的科学(医学、脑科学)研究工作。
     
     1979年我高中毕业后,我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从现在来看,我可以说是被追认被北京大学校友。虽然仅仅是追认的北大校友,但是我一如既往地向往北大精神。当然我与胡石根老师、李海老师无法比,他们对北大精神的实现,永远是我的榜样。而且,他们更加高举北大精神中的“德先生——Democracy”,并且为此坐了这么多年的牢。我还是比较愿意做“赛先生——Science”的事情,我希望通过科学,脑科学,来使人们认识到,我们人类具有信仰的天性,我们必须具有信仰,当人人都具有基督信仰时,自然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为此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而应信仰耶稣》等论文。
     
     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进行我的这个科学研究。因为,通过这些科研工作,可以使人们认识大脑前额叶功能和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而,认识大脑前额叶功能和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能将会是重大科学发现,也是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最大光荣。而且,我也知道,我只有通过这样科学工作,我才能恢复我原有的医生工作。不论是从任何角度,我都应当需要恢复我的医生工作。即使是从吃饭的角度,我也必须恢复我的医生工作。由于一直失业在家,没有收入,不仅有病没有钱住院治病动手术,而且现在即将面临着吃不上饭的问题。为此我必须要恢复我医生工作,为此我必须进行我的科研工作。
     
     作为没有名气的良心犯,我们只能靠自己,只能靠自己朋友的帮助。如2010年,我几十年的老朋友、流亡美国的著名民运人士徐文立就曾邀请我,去参加由他牵头的、一个小型的基督徒会议,(他在国内时,我们的家庭教会也曾在他家搞过活动)。会议是在7月26日开始。在接到邀请信后,马上在6月12日,提前1多月,我花钱电话预约美国大使馆(所有中国人都要如此),被安排到9月9日办理签证。9月9日会早都开完了,因此我也没有去。即没有去大使馆办签证,自然也没有去成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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