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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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忠玩得烟幕弹
·李鴻忠玩得烟幕弹
·李鴻忠玩得烟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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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籍港商钟安平案引起巨大争议(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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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书记王三运保护记者的背后
·在甘肃书记王三运保护记者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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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来相会

   三十年后来相会
   
   姜维平
   
   我从监狱获释后不久的一天,乘坐韩文东驾驶的豪华房车,由大连前往辽宁本溪参加同学会,一路上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嫉妒,喜悦的是将要与阔别已久的老同学重逢,嫉妒的是韩文东拥有如此昂贵的汽车,当然,更大的失落感还在后面:杨晓光当了锦州市的组织部长,白景石当了丹东东港市的纪委书记,李成义荣升大连水面舰艇学院的副政委,钟咏成了名利双收的大老板,等等,只有我最惨,成了薄熙来制造的文字狱的受害者,成了一名劳改释放分子,不仅必得自谋职业,而且,我写得文章还不能公开发表。


   
   不过,同学们一点也没嫌弃我,虽然,那时薄熙来还在台上,他的骗局还忽悠了一大批人,大家还有所顾忌,很少问到监狱的事,但总体上说,每个人都对我充满着同情和关爱,没有人相信我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这基于同学们对我的深刻了解:我是对政治没有兴趣和野心的人,没有谁比辽宁大学历史系78一班的同学们更了解我,因此,这次30年后召开的同学会,成了一个分界线,以前,我大部份时间还在体制内混饭吃,而此后我被体制彻底地抛弃了。我预感到即将离开中国,离开我的同学,也许我将永远地不再回来。如果说以前朝夕相处,他们了解我,了如指掌,此后他们与我之间,将被一堵墙所遮挡,这无形的墙看不见,摸不着,我的精明的同学们知道他的名子,但谁也不便点破。
   
   令我震惊的是本溪的巨变,这个笼罩在粉尘和烟雾中的城市,已经崛起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道路把我引向深远的往昔,却找不到以前记忆的留痕,我以前来过这里多次,也熟知当地国画大师冯大中和诗人孙承的名子,但生活不是画,也不是诗,是实实在在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难忘的感受,显然,以前没有任何一次的感受像今天这么强烈,同学们在一家酒店的大堂摆放了一个指示牌:辽大78一班同学会,我真的惊呆了,小小的同学会竟筹划得如此充分,完美,它不仅有服务小组,而且有专车接送,不仅有歌舞晚会,户外远足旅游,还有坐谈和讨论,尤其是观赏本溪水洞,和山景红叶,印象深刻,总之,美在细枝末节,无可挑剔,本溪的几位同学精心安排,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让小小的指示牌和妙趣横生的一系列活动,一下子吸引了分布全国各地的同学,是爱,是情,是回忆,是向往,它凝聚了几十个同学的心灵。
   
   大家的回忆也许是幸福的,但对于我却是痛苦的,我看到钟咏和韩文东的轿车,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感觉,记得80年代初的第一次同学会,是在大连的海边举行,所有的同学里,我是最富有的,香港《文汇报》给我配置了一辆价值33万的奥迪房车,我把他开到同学们的住地,接送了他们许多次,我还竭尽所能帮助了这次聚会,从此我成了爱车族,换过几次车,越换越好,但2000年底的一天,我被拘捕了,永远失去了那辆古铜色的房车,后来专案组归还了我,但它已破烂不堪,一钱不值。那辆车曾陪伴我几乎走遍了整个辽宁省大大小小的城市,包括本溪,而今,如果没有韩文东,我就只能挤巴士了。所以,我的心,怎能不被失落感所猛烈地撞击。
   
   我看到了同学们的笑脸,也感受到了地位的巨变,80年代初,李成义和刘永路还是大连水面舰艇学院的宣传干事,而今已皆是海军的大校,尤其是李成义已是水面舰艇学院的副政委,也就是说,是海军司令吴胜利的助手,刘永路成了著名的军旅作家,出版过《张学思传》,而杨晓光由辽宁省的一个基层小城的县长,高升为锦州市委组织部长,我们的班长白景石当了东港市纪委书记,我们当年男生都敬重的许平大姐,已成了堂堂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等等,也就说,我们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如果按照文革式思维定势的划分,我与他们已是敌我矛盾,他们有的是政府高官,我是国家的敌人,彼此之间的确有一点诫备,但没有敌意和歧视,我和白景石多年前的一次会面,是我去采访丹东的一位副市长,那时不是我有求于副市长,而是相反,东北哪座小城的父母官不希望香港的记者吹捧呢?问题是,不捧而批怎么办?我和同学们没有讨论这些严峻的问题。我们都心照不宣。
   
   我们召开了动情的同学会,每个人都在回忆校园里的故事,有些已是记忆的碎片,被头发花白的老人们弯腰捡起,还要戴上老花镜,才能勉强把它复原,张世江还在傻乎乎地讲述生锈的故事,把蒙尘的日记读了一遍又一遍,他原本就红亮的大脸因为酒精中毒而发紫,象本溪的山枣;赵东阜还是神情专注地盯着我,像是在回顾代我体育达标的奔波,我总是以学业忙而逃避体育课,而他是委屈求全的班级体委,如今他让我在一个笔记本上签字,很认真的样子,好像真的有一天我死了,就能变成章疯子,每个字都能抵一栋楼。
   
   最有趣的是,在参观本溪山上的红叶时,我们在一个道口停下来,李成义站在我的身边,而30多年前,他和我住一个寝室,我们是双层的架子床,有点类似监狱,他在下,我在上,我时常伸长了脖子,把脑袋扭成麻花,和他争论历史问题,经常脸红脖子粗,而现在,他平和地给我讲了一个段子:有一次,来了一批海军干部,他带他们去参观旅顺苏军纪念塔,他告诉大家我的遭遇,说这文物原本在大连人民广场,因为薄熙来被一个风水大师忽悠了,他相信只有把苏联军人的铜像迁走,自己才能升官,于是,具有47年历史的大连唯一的文物被破坏了,我的同学坐了牢,薄熙来高升了省长,他说,听了这个故事,军人们都笑了。。。。。。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说,别在意啊,维平,薄熙来算什么,军队没人支持他。我想笑却又想哭,想起那些荒唐的往事,真的感慨万千,我说,你要继续升官,像吴胜利那样,我就可以平反了,但李成义却摇了摇头说,我这本事,你不可能不知道,当这个职务,也就到顶了。。。。。。我听了有点悲凉。
   
   是的,不论是我的同学,还是他人,不论是30年前大学刚毕业,还是事过境迁的今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把中国的进步变化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我们都希望伴随着温饱富足而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自由的权利,幸福地生活而免于恐惧的权利,等等,真正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不说谎,不当两面派,不必在与老同学会面时卸下假面具,不必在讲出真话时叮咛一句,千万这事别发表啊。现在,有了一个新词: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我相信同学们都知道他的含义,还是记住温家宝的话吧: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无疑地,我要告诉我的同学,中国不会死,我想活着回到我的故乡。
   
   2012年7月22日于多伦多大学。
   『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8月号首发』
(2012/08/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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