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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胡锦涛是勃列日涅夫的中国版

余杰:胡锦涛是勃列日涅夫的中国版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说空话的传统。发表演讲,往往讲得很好也很正确,但讲的话多半空洞无物。替他起草讲话稿的人具有歪曲任何好主张的特殊本领。
   
   ——布尔拉茨基《评勃列日涅夫时代》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六一”儿童节前夕,胡锦涛前往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考察,除了节日问候和表达对少儿工作者的敬意外,还与儿童们玩起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六月一日围绕胡锦涛考察东城区少年宫之事发表了题为《在祖国阳光哺育下快乐生活健康成长》的文章,随后在其官网“人民网”(胡锦涛曾透露,这是他“必看”的网站)的头条位置予以全文刊载。凤凰网转引新华网的消息后,不仅将标题定为“胡锦涛考察少年宫与儿童玩击鼓传花”,还置于大头条位置。“击鼓传花”几个大字尤其显眼,还在正文中特意用黑体字将有关击鼓传花游戏的段落标注出来。凤凰网的这一标题设置,引来其他媒体疯狂转载,包括新浪网、腾讯网、网易、搜狐等。
   
   胡锦涛跟孩子一起玩游戏,本来只是平淡无奇的一句“起居注”,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却因为“击鼓传花”这个成语备受瞩目。“击鼓传花”不单单是一个孩子的游戏,而且成为一个颇具政治交接意味的代名词。此前,被外界传为习近平重用的智囊、且与刘源等军方太子党高官关系密切的张木生,曾“痛心疾首”地说过:“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是不点名地批评胡锦涛素餐尸位。虽然张木生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思路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但他以“击鼓传花”这个成语讽喻胡温政权的不作为、误把“停滞”作“稳定”,倒是十分贴切。就像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十八年,让苏联不可遏止地走向衰亡一样,胡锦涛统治中国十年,让中国失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契机。所以,胡锦涛不仅是中共的亡党党魁,更是中国的千古罪人。
   
   “小市民”当国必定误国
   
   苏联崩溃的首要责任,并不在最后一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身上,如同明朝灭亡不能单单责怪末代之君崇祯皇帝。当戈尔巴乔夫毅然决定改革时,已为时晚矣。苏联这艘大船早已千疮百孔,戈尔巴乔夫纵有万丈雄心,亦无力回天。苏联崩溃的最大的责任,当归咎于勃列日涅夫身上,如同明朝灭亡的病根当追溯到万历朝——历史学家黄仁宇将目光定格在“万历十五年”,千头万绪,在此纠结。
   
   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十八年之久,最后死在其宝座上。其对内政策为:重用党工、军工企业和克格勃等利益集团,任由腐败肆虐,以“完善”取代“改革”,残酷打压民主人士,压制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掀起个人崇拜狂潮;其对外政策为:因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换取外汇,自以为财大气粗,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大肆“输出革命”,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勃列日涅夫之内政外交均逆流而动,使得苏联病入膏肓,沦为摇摇欲坠、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
   
   长期为苏联领导人提供政治、外交方面咨询意见的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忆录中对勃列日涅夫有这样的评价:“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员以及他周围的人,强烈地表现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气质、小市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从契诃夫到左琴科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曾俏皮尖刻地嘲讽过“套中人”、“苏维埃职员”式的市侩,这些小说人物就是勃列日涅夫之“前世今生”。
   
   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之辈,文化水平不高,不爱学习,思想上与理论上保守僵化,性格软弱,特别爱好虚荣与阿谀奉承。他阅读的惟一一本杂志是《马戏》。严肃电影很少有看完的时候,剧院则从来没有去过。勃列日涅夫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他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对新生事物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他缺乏基本的经济知识,要准确地说出一个经济术语会很困难。他作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
   
   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能根据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参数去地理解现实主义。那就是:领袖的权力并不取决于其治下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策赢得民心的程度以及良好的舆论反应,而首先取决于他的实力——真正的、无情的、有形的强制力。所以,他一开始被看作“过渡人物”,却不动声色地逐一战胜诸多表面上比他更强的对手,并将最高权力紧紧捏在手中,直到死去。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苏联复杂的内政与外交难题有自知之明。根据其助理亚历山德罗夫的见证,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对他说:“我担任过的所有职务中,最好的还是党的州委书记的职务。而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是通过放在你桌子上的文件去看世界。”那么,这样一个平庸者,是如何成为苏联的最高统治者的呢?阿尔巴托夫提出“勃列日涅夫现象”之概念,他认为,“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人,居然被历史进程,被当时实行的政治机制推上他很不称职的职位上去”,这表明苏联的人才选拔机制失效和出轨了。
   
   在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雅科夫列夫眼中:“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的一名闹剧丑角。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能外,没有其他才能。”雅科夫列夫指出,是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社会思维的局限性和他们历史性的傲慢,以及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原则上的政治盲目性,把党带上了自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似性而言,胡锦涛简直就是勃列日涅夫在异国他乡的“转世灵童”。在共产党国家的统治者中,再也找不到勃列日涅夫与胡锦涛这样一对如此近似的“孪生兄弟”。胡锦涛出身于一个徽商家庭,曾祖一代经营的“胡源泰”是江苏泰州二十五家有名的茶商之一。到了其父胡静之一代,战乱中的生意已不如以往,只能勉强维持。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推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变相剥夺工商业主的私有财产,“胡源泰”被并入泰州供销合作社,胡静之由老板变成职工,每月领取十元薪水。虽然不属于中共镇压的“敌对阶级”,但作为灰头土脸的“前小业主”,胡静之在其五十九岁短暂的人生中,战战兢兢,谨言慎行,方得以避祸幸存。自幼在此种家庭成长,胡锦涛身上深深烙下了精于算计、察言观色的“小市民”气质。
   
   青年时代,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进入仕途以后,又长期在共青团系统任职,一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政工干部。用赵紫阳的话来说,胡锦涛是“我们这个党培养出来的听话的干部”。虽然胡锦涛也曾独当一面,担任过贵州、西藏的封疆大吏,但从未做出显著的政绩来。在中共的人才筛选机制中,不犯错误就是最大的成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锦涛前任的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在贵州振兴经济的成就让胡锦涛望尘莫及。朱厚泽升任中宣部长之后,却遭受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命运,未能尽其材,郁郁而终。胡锦涛却青云直上,终于熬到了党魁的位置上。胡锦涛的成功,从反面证明,平庸是在官场步步攀升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胡锦涛始终站在“政治正确”一边。“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继续保留毛的旗帜,将“四项基本原则”设定为改革不可触动之“楚河汉界”,使得即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狂飙突进的年代里,意识形态上仍然是“宁左勿右”。胡耀邦和赵紫阳两届总书记试图挣脱这一“紧箍咒”,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胡锦涛对前车之鉴看得一清二楚,一上台就到河北西柏坡这个毛泽东进入北京之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朝圣,以强化自己接班人身份之合法性。换言之,他深知,仅仅拥有邓小平钦点为江泽民之后的储君身份还不够,还需要得到“毛爷爷”的祝福。从胡锦涛迫不及待地上山拜庙的举动便可看出,他是毛左的“模具”打造出来的“活标本”。
   
   职是之故,用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来考量,胡锦涛的上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八九屠杀之后,中共内部再也不可能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英才脱颖而出,中共需要的正是胡锦涛这样百无一用的“维持会会长”。胡锦涛掌权之后,“稳定压倒一切”是其念念不忘的口头禅。与勃列日涅夫一样,胡锦涛用“稳定”来掩饰“停滞”的真相,若无其事地重复着击鼓传花的动作,殊不知,“花”早已变成了“定时炸弹”。
   
   “新阶级”垄断国家经济命脉
   
   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掌权期间,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点。这个巨大的国家逐步地、连续不断地扩大了工业生产规模。自然资源(石油、黄金)被用于购买农产品,创造出一种能够克服逐步显现的经济危机的错觉。”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提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确实部分地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零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均有大幅增长,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同期的美国。美苏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苏联有二十多种工业产品雄踞世界之首。苏联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航天技术、核武器数量等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苏联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因而,在对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将赫鲁晓夫时期的“缓和战略”转换成咄咄逼人的“全球进攻性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勃列日涅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加大对小兄弟们的控制,甚至出兵捷克扼杀其政治改革。对其他亚非拉国家,则以“推进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名煽风点火,四处插手。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已牢牢掌握了“历史主动权”,苏联的对手已被迫“大大退却”,世界史的每个角落无不在苏联的考虑之内。
   
   然而,从巅峰跌入到低谷只是在转瞬之间。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的发展,不是依靠科技创新、管理进步和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而是获益于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数千亿“石油美元”对当时苏联渡过经济难关起了重要作用,但也让勃列日涅夫得意忘形,拒不改革。阿尔巴托夫指出:“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许多宝贵时间。”研究苏联的中国学者马龙闪形容说,这笔钱就像雨后天空的彩虹一样,给苏联经济以虚幻的繁荣。待短暂的彩虹消逝,依然是飘散着片片乌云的天空。随着苏联经济、政治等领域结构性问题的日渐爆发,这个体制遂以一种不可改变的惯性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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