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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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政为大

人道政为大---儒家的政治性

   一、人道政为大儒家一贯关心现实,关怀社会,“喜欢”过问、干涉和参与政治,视政治为道援天下最重要的渠道和途径,为人生最重要的事业和“工作”。参政议政,士之本职。孔孟周游列国,一生“跑官”不止,目的正在于此。

   《论语》中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听到国君召唤,没等车备好,就急冲冲地赶着上路了。这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敬业精神。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表达了他用世之心的急迫。

   《孟子•滕文公下》:“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孟子在魏国时,与周霄讨论出仕。孟子认为,士人出仕做官,好比农民耕田,是他们自己的职业。“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

   “三月无君则吊”,意思都是闲居三月,就心神不宁,自我哀悼。古人云:“得君行道”。在君主时代,只要得到君主的赏识,才有机会“行道”:推行仁政王道,实现济爱仁民、道援天下的政治抱负。

   当然,儒家“跑官”,跑之有道,不能乱来,不能有失尊严。孟子接下去强调,儒家出仕,自有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如果不以“合礼”的方式“出”去,就象男女钻门洞扒门缝而结合一样为人所不耻。

   儒家历代圣贤大儒无不关注政治,儒家学说极富政治性。

   关于儒家的政治性,孔子一句话就说透了:人道政为大。孔子不仅把人道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视政治为人世间最重要的问题,为人伦、人事的关键和首要,真可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句话出自《礼记-哀公问》: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鲁哀公问出“人道谁为大”这个问题,让孔子非常高兴,悲欣交集,感叹说这是百姓的福德、百姓的幸运啊。

   人道这个概念的含蕴深广。其古义,或指男女交合。《诗•大雅•生民》“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 汉郑玄笺:“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 孔颖达疏:“谓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或指人伦,伦理关系、社会规范和为人之道。《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或指人事,与“天道”相对应。《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注意,人道与天道是概念对应,不是对立。在儒文化中,天人合一,人道天道,一体同仁,不能割裂更不对立。

   王船山说:“人道,立人之道。”;孙敬轩说:“人道,治人之道。”。“立人”重在道德,“治人”重在政治。王船山的解释更准确。

   另外,人道主义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

   对人道的理解和定义,古今中西有异,但原则上是相通的,都是指以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权益等为原则的人事或为人之道。

   儒家仁本主义,可以涵盖西方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或者说,儒家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仁者爱人,爱人就是仁道;人道政为大,政治是仁道最重要的体现方式,

   《论语-微子》篇有个故事,充分说明孔子对政治的重视和关注。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曰”:这段话估计是孔子所授,欲以告丈人者,丈人不在,子路遂对丈人二子言。马培路按:盖其欲告之言,因其“行矣”而未能告之,姑誊录在这里,以明理而飨读者。朱子曰:“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故先去之以灭其迹”盖言其子亦去矣。

   子路从(孔子)行而落后了,遇见一位老人,用木杖挑着竹器。子路问道:“您看见我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知勤劳,五谷不能分辨,谁是老师?”把木杖插在地上去除草。子路拱手站在一旁。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黍米饭给子路吃,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告诉了这件事。孔子说:“这是位隐士。”让子路返回去看老人。到那里,老人已经走了。子路说:“不仕不义。长幼礼节不可废弃,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弃呢?只想洁身自好,却乱了大的伦理。君子之所以要出仕,是要尽他的义务。至于道之不能行,已经知道了。”

   儒家强调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荷蓧丈人有二子,可见仍讲究父子亲情和长幼礼节。孔子认为仅此还不够,所以想进一步开示。

   君臣以义合。出不出仕,可以因人而异,因时代环境和个人情况的不同而异,但不能一概反对出仕,一概以不仕为高。世易时移,君臣一伦随着君主制的结束早已不存在,但道理是一样的。在任何时代,人除了家庭生活,还应该有社会政治生活,还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政治责任。

   另外,儒家欣赏隐士和道家的洁身自好、清高自由的精神及不合作态度,但不认同其某些观点。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与其是尧而非桀,不如相忘于江湖”,而儒家致力于教化世俗引导社会及政治改良,严辨华夷、王霸、义利、善恶、正邪之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寸土不让。“是尧而非桀”正是儒者本分也。朱熹《论语集注》说:

   “盖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见其二子焉。则于长幼之节,固知其不可废矣,故因其所明以晓之。人之大伦有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义,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然谓之义,则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虽不洁身以乱伦,亦非忘义以殉禄也。”

   “虽不洁身以乱伦,亦非忘义以殉禄。”这句话体现了儒家政治态度的中庸,既不认同荷蓧丈人不问政治、洁身自好,也不为禄忘义、以道殉人。

   二、礼为政之本儒家的政治性又重点表现于礼。《礼记-哀公问》中,孔子又指出:“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民之所由生,礼为大”。把礼视为政治的根本,民生的首要。儒家德治的德,不是空洞的,而是集礼乐刑政为一体。易言之,礼制,涵盖礼乐政刑。

   礼制建设,先秦是西周最美,秦后以汉朝为盛。

   三代之礼,同中有异,后代对前朝礼制,既有继承仿效,又有斟酌损益。周礼,精神与夏商周一脉相承,具体规范设置上也大量吸收了夏商的精华,在三代礼制中最为完美。故孔子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春秋时代,孔子以前的人如师服、内史过等,与孔子同时的人如叔向、晏婴、游吉等,论礼的很多。论礼最多的首推孔子。他们所论之礼,《礼记》所说之礼,主要是周礼。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周游列国,终究未能“复礼”,便在晚年,将礼制的原则和精神藏纳在《春秋》中。这本外王学经典在汉朝受到特别的尊崇,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宪法。《春秋》大义全面地反映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任何领域。

   汉朝有“春秋决狱”的做法,指司法官根据《春秋》之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在司法审判的实务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指导,还组织编辑《春秋决事比》(又称《春秋决狱》),收录232个以《春秋》决案的典型案例,在整个汉朝的司法审判中,《春秋决事比》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判例法。这是儒家王道精神在司法领域的反映。

   汉朝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的指导下建设的国家机关制度、职官管理制度、学校与察举、财政、监察、法律、军事的设置与内容等等,其大框架一直延续到清朝。在民主制出现之前,可以说儒家的各项制度一直具有相当的的先进性。

   制度是礼之大者,是最重要、最大的礼,“礼,时为大”,就是说,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合乎时宜。《礼运篇》曰:“变而从时”;《礼器篇》曰:“礼时为大。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可见礼经是以改制为随时之宜的。康有为说得好:

   “孔子之法,务在因时,当草昧乱世,教化未至,而行太平之制,必生大害。当升平而仍守据乱,亦生大害也。譬之今当升平之时,应发自立自主之义,公议立宪之事,若不改法,则大乱生。”(《中庸注》)

   《易经》的易字,有不易、变异、简易三义(又有学者加上交易之义),认为乾坤万物的变化都符合这么三个规律。可以说,变异、变化、变革,乃是易经三大原则之一。所谓“唯变所适是其常典也”,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神妙而没有固定规则,变化而没有固定模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什么?“顺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系辞上注》)。

   《易经》有《随卦》与鼎革二卦。随是随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时之义大矣哉”。“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是革故,革区旧的东西,鼎是鼎新,树立新的东西。都是强调变变变。

   王注 “鼎”卦云:“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 而“变故成新,必须当理”,革故鼎新,必须是合乎天理人情、合乎正义良知,一句话:合乎儒家的基本原则。

   革卦的《彖》写道:“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意思是说,改良也好,革命也好,无论怎么改变,都必须是正当的,符合文明的原则。也可以说,这是对“革”的规范性要求、或者说原则性规定。

   三、乐为礼之辅儒家礼乐并称,礼乐并重。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两者相辅相成。礼为主,乐为辅,乐从属于礼。《礼记》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记》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乐记》将礼、乐、刑、政作为实现王道的要素相提并论,礼乐相辅相成,儒家在政治上是礼教,亦是乐教。礼重秩序,乐重和谐。东海曾经提出,儒家的现代责任和未来理想是:更新小康之礼制,追求乐教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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