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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权力的焦虑及化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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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然:权力的焦虑及化解之道
   
   政治体制改革焦虑症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了,政治停滞了,政治发展不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的问题,而是实质没有动的问题。由此带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政治腐败触目惊心,维护稳定变成了维护腐败的稳定,公权力在腐败的过程中转变为公开的私权力。从而使中国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从地方到中央、从普通公民到权力精英都产生了可理解式的可公度的普遍性焦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焦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它不但与革命性政党向执政性政党转变有关,也于如何执政有关。如果以革命性政党的思维方式执政,其焦虑来自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假想的敌对势力,解决的方式就是不断镇压各种敌对势力,这主要是指毛泽东时期的革命性执政方式。现代的执政方式需要化解各种内在的外在的矛盾和冲突,使执政派别公开化,派别制衡公开化,通过派别制衡升成具有现代意识的民主竞争规则。民主执政应该成为执政党惟一的执政方式,这能保持长久性执政。目前,毛泽东的执政方式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规则还没有生成,革命性执政焦虑与未来党内民主规则不可测性执政焦虑共存。双重焦虑的共存,造成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对政治体制改革想像式的恐惧使权力部门选择了维稳这个革命色彩甚浓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提升焦虑而不是化解焦虑的模式,因为维稳往往导致了更大的不稳定和更大的执政焦虑。亡党亡国就是执政焦虑的最主要表现。
   
   这种焦虑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多重压力的结果。表现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党执政轮换的压力;原苏联东欧巨变的国家的压力,这些国家共产党基本失去了执政的能力,作为反对党,反对的能力也是极其有限。当时苏联共产党下台的重要心理原因就是人们的政治直觉诉求,即也许换一个政党会更好。这些国家在经过二十年的转型之后,不但经济发展,而且政治也走上了民主之路;非洲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专制坍塌和民主转型;华人地区的民主,新加坡、台湾省、香港、澳门等,尤其是台湾国民党在下台之后又重新上台,增加了和扩大了执政的内涵,现在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尤其是获得了民间的共识;最重要的压力来自国内,民主已经成为国人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政治诉求是一种类似于当时苏联人的政治心理诉求,这种政治心理诉求没有体现在官方文件和官方媒体,但在网络上却已经十分明显。
   
   第二,被清算的焦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焦虑还与被清算的焦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等国不但对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及体制进行批判,还对其所做作为进行了清算。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毙、埃及穆巴拉克被审判、利比亚卡扎菲的暴力性死亡不能不使中国的官员们忧心忡忡。一些腐败的官员、权力滥用的官员通过这些国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被清算的忧虑使他们进行了四种选择的考量。一种是绝不认错,绝对维护现行体制,因为现行体制才能保护他们的腐败。第二种是把财产与直系亲属移居国外,使个人风险最小化,使腐败收益最大化。第三种选择与第二种选择相联系,在中国当裸官。第四种选择就是公开自己的腐败行为,使自己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这四种选择对于官员来说都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坏选择里的好选择,符合“最大最小化原则”。第四种选择是坏选择中的最坏选择,是属于官员废弃的选择,除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四种选择才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是找死,有苏联东欧为鉴,但他们没有看到选择也是机遇。不改革政治体制是等死,他们宁愿等死也不愿意找死,他们甚至错误地认为,等死成本低,找死成本高,却不知政治生命与人的生命是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找死与等死都不是自然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都是被清算的结果。要避免被清算,最明智的还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改革,也是一个不被清算的改革。
   
   第三,正义难以彰显的焦虑。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无疑是对中国的巨大冲击。邓小平对此的回应是,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加强执政能力,执政能力的主要标志是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经济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人民生活来提高执政能力。问题在于,发展经济并不一定增强执政能力,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当经济不再是主要问题的时候,当包括自由平等尊严的正义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以经济取向的执政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挑战。而且,经济本身的正义只有通过完善的市场来体现,当权力宰制市场经济的时候,市场经济本身的正义就会扭曲变形,甚至成为非正义的组成部分,其表现权贵市场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经济非正义又与政治的非正义互相支撑,导致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不正义,双重不正义都是权力本身导致的。权力身陷不正义又想通过自身去解决不正义的问题不但解决不了正义问题,反而使非正义领域由经济、政治领域扩张到教育、科学、文化、社会等诸领域。这种非正义的出现与扩大,造成了人们对正义的需要和现实不能满足正义的现实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和巨大矛盾,人们不知道市场何时可以回归其本来面目,不知政治正义何时成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目前沈阳大面积关店就是一个明证。
   
   第四,公民权利无保障的焦虑。中国的矛盾已经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矛盾,公民权利的诉求与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挤战使普通民众对政治生活产生一种失落感,对公权力的信任急剧下降。公民权利是人们追求幸福和尊严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幸福与尊严就难以提升。当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幸福与尊严的焦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认为美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措施之一就是:“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种观点引起了公民的强烈反应、反响、反弹,批评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以批评与反对为主。这种观点且不说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众所周知的传统观点,更为主要的是它引发了公民权利无保障的焦虑,从而使追求幸福与尊严成了一个未知数。
   
   第五,财产能否保障的焦虑。财产权是公民权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它公民权利的重要前提。没有财产权,政治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经写进宪法里,如果遵守宪法,严格按宪法办事,每一个人的财产是有保障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强征土地、强制拆迁,人们对财产能否得到保障产生了巨大的疑问,更由于权力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不断以各种明里暗里的方式侵占人们的财产,人们对财产的忧虑程度在不断加深,有巨额财产的人不得不把其财产转移到国外。
   
   据2011年6月的福布斯中文网介绍:中国的富有人群正在把钱转移出自己的国家--主要是在不安全感的驱动下。其中许多人甚至正着手准备移民。据一份最新调查称,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这份调查由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咨询公司联合进行;调查结果还显示,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这一令人吃惊的结果与美国财政部的非法钱款流向监控报告相一致:自去年夏季以来,发现从中国向外秘密转移的现金大幅增加。几乎所有支持移民申请的基金都来自于中国,而且向外转移的方式违反了北京方面的严格规定。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称,中国的非法资金转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间,从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了惊人的2.18万亿美元。2012年这种财产转移的范围和速度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在不断地上升。
   
   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焦虑远不止上述内容,上述焦虑应该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化解,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否则焦虑的凝聚会最终使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不可改革状态,或逃跑或革命即将成为不可改革状态的替代品。
   
   
   化解权力焦虑的四项基本原则
   
   化解权力焦虑的基本原则是告别过去,回归历史真实;面对现实,不回避现实;可持续政治发展原则;走向宪政民主,走向未来。原则终归是原则,只有对原则进行阐述,才能明确地把握原则及其应用范围和限制范围。
   
   一、回归历史真实原则。权力的焦虑部分来自于对过去的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实的还原会导致不确性的结果,或好或坏或不好不坏,或稳定或不稳定或稳定与不稳定共存,或合法性丧失或合法性获得或者合法性既没失去也没获得。多种可想象的可能性与可想象的恐惧性应有尽有,从而导致权力进退两难,难以定夺。权力因在还原真实的历史想象与恐惧的多种可能性中患得患失。
   
   告别过去,就是告别不真实的历史,让历史的真实取代历史的意识形态、历史谎言。不可否认,正视历史,有的时候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丧失,合法性一旦丧失,权力就会失去稳定性,而权力一旦失去稳定性,不但政治无序,社会也会陷入混乱状态,政治和社会都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但是,正视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更大,那就是不断地增加合法性。这个方面有很多例子可资证明。原来苏联解体之后的苏联各个国家,都对苏联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对列宁、斯大林及其后来者的错误进行了根本性的反思,得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教科书的结论,才使人们认识到苏联历史教科书的欺骗性,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过去的路不可能再走,从而提供了国家向前走,向民主法治道路走,向自由道路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通过对历史真实性的复原,人们对过去历史的忠诚转化为对民主制度的向往。台湾国民党对蒋家父子那段历史的评估,使台湾人对蒋家父子的功与过有了理性的判断,对于国民党给予的理解性支持,国民党也在对历史的反思当中由革命党变成了现代民主政党。历史是权力的重负,尤其是历史中的权力有着肮脏、谎言、欺骗的时候更是如此。卸载历史的重负需要时机,需要政治智慧,但更需要政治良心、政治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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