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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北京这一夜


   子夜:北京这一夜
   
   38小时的挣扎——不是昨天的回忆 而是不灭的希望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个周末之夜,当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响起第一排枪声之后,写历史的中国人再也不会有昨天。无论是祭一周年,还是两周年、三周年,血迹永远鲜目,不会因时间而蒙污尘埃。“淡化”,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一厢情愿。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报,其编辑和记者,因四二六社论忍辱负重,一些内情外人并不知详。这种追忆当时三十八小时的心情,也许可应验中共领导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党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长总编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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