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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计生”问题是鉴别反对派人士民主素养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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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反对派人士亟需警惕“螺杆”类伪善恶毒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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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民加油!“占中”关键战役,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
·势不容退,“占中”关键战役,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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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推动奴役、捍卫奴役的真正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推动奴役、捍卫奴役的真正原因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最近读了草夫的《通向奴役之路━作为推手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佩服作者的反思精神,但又痛惜其反思不得要领,作者根本没有抓住症结的要害,这样的反思既空泛又大而无当。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整体地助共为虐?作者找了一大堆原因,看似深沉无比,实则言不及义,因为这一大堆原因,都没有触及症结,也非中国知识分子独有。
   


     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犯下历史大错,草夫总结出六点原因:信奉绝对主义、政治上的浪漫主义、保守主义的缺位、缺乏常识且蔑视常识、缺乏批判精神、功利主义色彩过于严重。但这六种弱点,并非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
   
     通晓世界历史的都知道,法、德两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浪漫主义色彩和对绝对主义的嗜好,历史上远比中国知识分子突出;
     要说功利主义色彩,世界上少有民族能比英国知识分子的,实际上恰恰相反,“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功利主义色彩恰恰很薄弱,他们太喜欢坐而论道,而忽略了经世致用,他们个体价值实现的功利意识远未成熟;
     什么是保守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保守传统的主张,在英美,保守主义就是保守以《大宪章》为体现的自由传统——也就是人人生而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习惯法居于王权之上、个人不经法院审判不受拘捕...保守主义在中国是什么?当然是对大一统专制帝制和儒家意识形态传统的保守,看看“解放”前保守势力之顽固就可以知道:保守主义在中国是否缺位?鲁迅曾大骂:“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改动一个火炉,都几乎要流血......”;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批判精神吗?看看鲁迅吧,看看郭沫若、闻一多、李公朴、邹韬奋、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章乃器、张东荪等一大批跳脚大骂北洋军阀、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吧,这是缺乏批判精神的体现?而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国民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国民党是执政党、蒋介石当权的独裁者。看看八旗兵彻底报废后晚清的针砭朝政的“清流物议”之强势,连权倾一时的慈禧都在小报上被骂个狗血淋头,这是缺乏批判精神的体现?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与其说缺乏批判精神,不如说缺乏建设方略。众多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鲁迅,只会批判,至于批倒了中华民国怎么办?要么事不关己、乘船下海、溜之大吉,更多的是“剃发易服迎大清”。激烈反对民国政府、讴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缺乏批判精神吗?但瞧瞧李大钊那副低额扁颅的通古斯女真特征,脑残二字就好象写在脸上,他那低劣的头脑,除了顶礼膜拜列疯子等杀人放火的邪教匪帮外,还能有什么建设性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连敏锐洞见中共反自由本质的储安平,都主动选择与中共为伍呢?我以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
   
     这种基因来自于儒家。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头号大国、也是儒家文化的原生国。儒家因为其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和大有利于专制帝制的软实力功用,两千多年来在帝王的扶持下,战胜了道、佛
   和其他诸子百家,中国的主流教化,儒家文化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对中国的利弊都同样深远:它带给中国文化强韧的生命力,没有儒家,中国文化早如古波斯文化一样灭亡了,因为没有儒家,中国就无法同化自北、西频繁侵入的胡人。但儒家长期主导地位,使得中国文化中自由传统(权力制衡)和人道主义双双匮乏,而官本位、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皆根深蒂固。
   
     儒家播种重集体、轻个体和平均主义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很难凭借自己的传统抵御共产势力的入侵,中国罹患共产党癌症,有相当大的本土自发性,这是与俄国以外的东欧很大的不同。张国堂反对说:俄国没有儒家,俄国却诞生了共产极权。的确,儒家不是共产极权产生的必要条件,其实,缺乏体制创新能力的儒家文化,也没有能力创造出由列疯子首创的、组织严密的布尔什维克怪物——恶的创造也是创造。
   
     但儒家与共产极权产生无关,不等于儒家与共产极权相互不存在影响。明眼人可以看见:共产党极权在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如中共国、朝鲜、越南,特别的顽固,亚洲唯一一个自发摆脱了共产党极权的国家蒙古,就不是儒家文化国家;而且蒙古的共产党极权几乎完全由苏联强加,自发因素微乎其微。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儒家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大同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因此不可避免深具儒家文化基因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都有着重集体、轻个体和平均主义的共性,这些叠加在一起,就会出现轻视自由而重视国家强大的强烈倾向。试问:储安平、林徽因、梁思成、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张东荪等人可能是共产党信徒吗?我就不信,他们中当年谁都看不出共产党反自由的本性,四十年代,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转向中国共产党,最终与共共舞,说穿了就是对国民党大为失望,因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如此弱小、如此混乱,他们热望和相信中国共产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毛泽东一伙远比蒋介石强权。
   
     我在大陆时,采访过新旧时代的许多人,老中青都有,老的包括一些前黄埔军校的军官,他们的政见五花八门,拥共的、反共的、无所谓的都有,但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共同点:他们对自由都共同的轻视,甚至坚定反共、对中共苦大仇深的国民党老军官,反共的原因都不是因为中共毁灭了自由,而是因为中共卖国、腐败之类的原因——总之是中共妨碍了国家的强大。
     流亡泰国期间,我同同样流亡泰国的前国民党中校军官孙树才有过多次深谈,发觉他反共的主因是因为中共卖国,他对中共戕害自由的感觉却很迟钝,甚至还有些羡慕中共“整风”、党组织建在连队上等组织做法,认为这些促成了纲纪严明,他对国民党开明和宽松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导致了纲纪废弛,是国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追求国家的强大,而不追求自由,为了追求国家的强大,不惜追去强权;蒋介石那样的训政远不够,干脆追求毛共极权...最后收获的,当然是最黑暗的共产极权。
     出于这种文化基因,今天,大把的中国人并不追求体制的改变,而是追求“薄青天”、“温圣人”、“胡汉文帝”...结果是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匍匐在次品法西斯鄙劣的王座下,忍受技术官僚、辅导员的庸碌阴毒统治。
   
     有人说儒家文化与专制稳固与否无关,并举日本、台湾、南韩变化为例,但我要请这些人静下心来看一看:美国在日本、台湾、南韩的变化中起了作用,他们宪政民主化离得开美国的压力吗?当然,台湾的宁静革命,蒋经国先生主动改变的作用也也至关重要。
   
     文化基因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欧洲民族中专制习性最强的莫过于俄罗斯,但即便是俄罗斯民族,也绽放着东亚民族不能比拟的自由活力。“大饥荒”和“休克疗法”时期,俄罗斯人即使不吃不喝也要唱歌跳舞拉手风琴,而视实惠大于天的中国访民,为了两块豆腐就去当线人卧底,这是两种境界;即使是党军,内在都有截然不同的东西:看看苏联红军军营中,那些围着篝火热烈欢快群舞的男男女女哥萨克,与那整齐划一看《白毛女》、样板戏的土八路、人民军那副呆头鹅的神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气质。
   
     这种细微却巨大的差别,就是俄国人能够一举甩掉共产枷锁,而中国人今天肛门里还得强忍着共产党这坨不断膨胀的毒废物,虚汗直冒,苦不堪言的原因。现在的中国人没有资格怨恨俄国人,同样作为共产极权的受害者,俄国人靠自己的力量挣脱了枷锁,中国人有种就效法老大哥,抱怨是无能和窝囊的表现。
     我既反对刘晓波等人全盘否定儒家的观点,也反对余樟法、张国堂等人对儒家的胡吹乱捧,儒家有不少精华应该传承,但对其糟粕亦应保持惊醒,尤其是胡锦涛一伙大办“孔子学院”,输出“软实力”统战国际社会的当下。在国内,中南海则利用儒家煽动文化民族主义,培养脑残愤青,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西方文化侵略予以排斥...这是一种打有胡锦涛个性特征的、新的阴毒愚民法术。
   
   曾节明 写于2012年七月十日中午于纽约州家中
   
(2012/07/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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