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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亡于残暴吗?兼论专制的真正死穴

专制亡于残暴吗?兼论专制的真正死穴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最近读了余樟法兄的《秦朝之亡,仁义不施,攻守势异》,深叹儒家信徒之食古不化:由于儒家定式思维束缚和误导,儒家学者对历史教训的汲取,两千年来几无长进,仍停留在西汉初年的的层面。余樟法兄身处国内,反贪官反腐败的骨气值得尊敬,但此文还是贾谊《过秦论》的老调重弹,比晚明李贽、黄宗羲的反思境界都差太多。
     秦朝之亡的原因真是如儒家两千年来喋喋不休宣扬的那样,是“仁义不施”吗?非也。自公元前350年商鞅变法以来,秦朝就已走上法家立国的道路,法家治国讲求纪律和效率,为之不惜遍设严刑峻法,这种立国模式不要说与儒家的“仁义”格格不入,连一点人性化的色彩都稀缺。因此可以说,秦国自公元前350年起,就一直是残暴的,从前350年到前246年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继位,秦国残暴了一百多年,非但没有衰落,国力却蒸蒸日上,超越了东方六国。

     秦王嬴政上台后,以法家集大成者李斯为相,纲纪更加苛严,刑罚更加苛暴,整一个东方的斯巴达,但秦国因为残暴衰落了吗?非但没有衰落,嬴政时期,秦国的强大和国力飙升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从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国以摧枯拉朽的军事进攻,消灭了东方六国,建立了千秋霸业。
     明眼人不难看出,秦国(秦帝国)最残暴的时期是秦始皇时期,但秦国(秦帝国)最强大的时期,也正是秦始皇时期,这个事实,对儒家两千年来一直喋喋不休的史观构成了全然的反讽。那么,为什么儒家的“残暴亡秦论”又那样深入中国人的人心呢?这是因为人类的劣根性,使得“谎言(谬误)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由于专制帝制的扶持,儒家在中国长期据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优势。
     那么,秦始皇时期空前强大、如日中天的秦帝国,为何落得个“二世而亡”的下场呢?这是因为秦始皇在接班人问题上犯了大错。秦始皇长期不立太子,长子扶苏有一定的眼光和头脑,他感觉老头子以严刑苛法风险大,主张缓和,惹得嬴政龙颜大怒,把他远远贬斥到匈奴前线蒙恬的军中(今内蒙阴山北麓和外蒙南部),而后心烦起来,一直不确定最高接班人。所以公元前208年,秦始皇病死出巡路上后,秦政权出现权力大真空,根本无能抗御政变和任何意外风险。秦帝国内奸、前赵国王室后裔赵高乘机发动政变,扶持胡核上台,杀掉了扶苏、不久又杀掉了李斯和大批忠心耿耿的能臣,造成秦廷人才危机,而秦二世胡核,却完全没有做皇帝的智商,结果根本镇不住局面,秦国就很快土崩瓦解了。
     本来,以法家立国未必亡国,但以法家立国,必要求统治者强势,秦始皇以刚猛苛暴治国,以他自己超强的统治能力,自然能够镇住局面绰绰有余,但如果换了庸碌的弱主,就镇不住局面了,这时候要想延续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妥协,减少苛严。遗憾的是秦始皇的继任者胡核,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庸碌的弱主,并且他一味听信赵高的谗言,对臣民拒不妥协让步,继续维持其父的法家暴政。
     如果秦始皇不是那样心胸狭窄,而早立扶苏为太子的话,秦朝决不会“二世而亡”,因为扶苏上台后会缓和其父的严刑苛法,不太可能激起大泽乡暴动之类的变故;实际上,即便发生了“大泽乡起义”、刘、项造反这样的事变,只要调遣稍微得当,以秦国的军力,“平乱”根本不在话下。试问:满清两百六十八年间,爆发了多少农民起义,结果能拿爱新觉罗们怎么样?
     由于传统糟粕的惯性作用,大量的新老华人自觉不自觉地在儒家旧史观影响下,总以为“不施仁义”是专制灭亡的原因,并从这个标准出发,在邓小平一伙搞“六四”大屠杀的时候,就高呼“中共五年内灭亡”、在江泽民一伙“揭批法轮功”的时候,就铁口直断中共很快就垮台了,“2004年年末垮台”、“乙酉新春共产亡”、“2008年奥运会灭亡”、“辛亥百年亡党”...结果一错再错。这些人就错在,看不到专制的真正死穴所在,误把“不施仁义”当作专制死穴。我实在告诉这些人:专制的本质就是邪恶,专制本身即邪恶,专制所施的“仁义”服务于邪恶,因此专制怎么可能长久施“仁义”?某团体最近连共也不真反了,一边反江,一边神叨叨地追求“善的独裁”,这不过是对中华愚民的新忽悠,目的是建立新的邪教专制。 
    如果专制的死穴是残暴,那么就无法解释秦政权最残暴的秦始皇时期,却是秦政权最强大、最稳固的时期;满清顺治时期,厉行屠城和“剃发易服”种族灭绝、种族压迫暴政,屠杀上千万汉人,无疑是满清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时期,但顺治时期的满清,却是满清生命力最强大的时候;苏联最残暴的时期显然是斯大林时期,但斯大林时期,无可争议是苏共政权最稳固的时期;中共国最残暴的时期莫过于毛泽东时代,但毛泽东时代毫无疑问是中共政权最稳固的时代......
     余樟法等儒者信信然地老调重弹,说什么“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灭亡”,但请问:秦始皇残暴的法家统治难道深得六国人心?秦始皇的残暴,不仅没有亡国,反而“扫六合”成就千秋霸业,老百姓痛恨切齿又怎样?祖龙在时,谁能造反?谁敢造反?满清多尔衮一伙入关后,又是屠城、又是圈地、又是“薙发易服圈地投充”,狂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老百姓痛恨切齿又怎样?你奈何得了八旗劲旅?老毛以土改的手段取大把中国愚民(特别是东北人)充当炮灰,得了江山后没几年就翻脸不认账,大搞“合作化”、“人民公社”、饿死四千万人...中国农民对毛泽东一伙难道不切齿痛恨?但是谁又能把毛始皇怎么样?
     可见,如果统治者的能力很强,残暴非但不会导致灭亡,强势的统治者反而在残暴中兴起;反之,如果统治者的能力很差,即使没那么残暴也会招致灭亡。
     隋炀帝、元顺帝、崇祯帝、金载沣就是例子。
     也是通过对这种现象的考察,王力雄先生发现了专制(尤其是大国专制)亡于内的原理。即政权本身丧失修错能力,终至引爆总危机。而错误领导人的上台,则是引爆总危机的导火索。
     也就是说,专制真正的死穴,不是什么残暴、“不施仁义”...而是专制体制无可能避免的、周期性的最高权力接班人危机,这种危机,就如同瓶颈,挺了过来,政权的寿命就会延长许多,但最终还是被瓶颈卡死,挺不过来,政权就非常短命,甚至“二世而亡”。
     秦朝、隋朝没能挺过这个瓶颈,唐朝和蒙元和满清则挺了过来。秦始皇排斥了正确的接班人扶苏,直接导致秦帝国“二世而亡”;隋文帝杨坚英明一世,却在太子废立上犯下大错,杨广乘机弑父篡位,但杨广只懂权术,治国的能力太差,外战和工程建设兼滥行无度,对权臣又疏于防范,导致身死国亡。
     初唐李渊时期、满清康熙时期,都遭遇了接班人瓶颈危机,但内斗上台的李世民和爱新觉罗胤祯能力很强,尤其是李世民,集军事、政治、组织、外交、社会管理等多项奇才于一身,天资英纵,少年老成,文武双全...实为中国两千年来统治者中罕见之天才,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的拿破仑.波拿巴特”,朱元璋称帝后目空一切,唯独对李世民甘拜下风,叹曰:“...惟唐太宗英姿盖世,武定四方...因此,唐、清两朝初期,都挺过了接班人瓶颈。实际上李世民晚年时又遭逢接班人问题,并犯下大错:英武盖世的李世民,居然废弃能干勇武的儿子李承乾、李泰,转立软弱的李治为太子,埋下了而后武则天簒唐的祸根;幸而忠于李唐的官僚势力根深蒂固,武则天也同样在接班人问题上犯下大错,唐中宗才得以复位成功。
     明朝之所以没能熬到近代,直接原因也是没能挺过十七世纪的接班人瓶颈危机:万历以后的两位皇帝都短命,皇位鬼使神差地传到信王第五子朱由检的身上,这朱由检虽然是理学楷模,却是一个最不适合当皇帝的人选:
     一则智商低下,无治国之智、识人之明、却又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自以为是到了极点;
     二则虚荣猜忌,死要面子,死不议和,疑人而用,用人而疑;
     三则刚愎自用,轻急嗜杀;晚明朝廷中济济的人才,不被他杀掉、逼死,也被他驱赶到满清那边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白痴,一次次地葬送了明帝国生存的机会,把中国推向化外野蛮异族入主的亡国深渊。这是儒家如何也解释不通的现象,野蛮暴虐透顶的多尔衮成功了,而远没有那么残暴的崇祯却彻底亡国了。
     受儒家史观的影响,许多华人至今把明亡的责任推到魏忠贤身上、推到不上朝的天启、万历身上,甚至推到醉心修道的明世宗嘉靖身上,我不理解这么多华人的愚蠢,这些人也不想想:若是木工皇帝朱由校,和对治国没有兴趣的万历、嘉靖真的勉为其难亲自管起事来,政权会糟成什么样子?我实在告诉这些食古不化的蠢人:这些皇帝不理朝政,把政事托付给大臣,是延缓明朝灭亡的正确选择,因为嘉靖的首辅徐阶、万历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统治能力比皇帝本人强得多,他们大打延缓了明朝的衰亡,大学士张居正生前还一度使明朝出现中兴局面;即使专权的太监魏忠贤,智商也比崇祯高得多,魏忠贤虽然腐败,但懂得判断天下大势,通权达变,能屈能伸,他远不像崇祯那样又蠢又硬——宁可亡国,也决不丢面子,因此,魏忠贤如果继续掌权,他决不会把局势搞到甲申年那样的糜烂地步。1644年三月十七日,魏忠贤老部下、太监曹化淳在北京城墙上望着如云的李自成军仰天长叹说:“若忠贤在,时势必不至此!”
     皇帝蠢不要紧,如果他能信用能臣主持大局;长期不理朝政,几乎夜夜在圆明园里玩女人的咸丰帝依靠曾国藩,不是从太平天国的惊涛骇浪中挺了过来吗?对一政权来说,最可怕就是碰上崇祯那种智商低下,却偏偏好强,威柄独操,事必亲躬的主,因为那会把领导人能力低下的危害放大至最大。
     宋朝的接班人瓶颈造成的危机倒不明显,这是因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颇为独特的一个王朝,它的专制帝制色彩最少:宋朝的相权很大,但却没有兵权;宋朝的地方自主性很大,但却建立了文官、武官相互制衡的体系;宋朝的“家法”非常优容开明,很少诛杀文人士大夫...宋朝皇帝虽然也是独裁者,但看上去更象是一群士大夫中最大的一位,赵宋皇室就宣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正因为专制性为历朝中最少,宋朝那种明君贤相二元制的开明专制,与成熟的官僚体系,有效地削减了接班人瓶颈危机对政权的冲击。宋朝是亡于强大外族的反复入侵,而非亡于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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