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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不完的队, 流不完的泪——学部“文革”三大派

站不完的队, 流不完的泪


——谈谈学部“文革”三大派


《苹果日报》2012-7-29


严家祺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至今没有出版过一部《学部文革史》。参加文革的人现在都进入老年,刘再复当年在学部《新建设》杂志当编辑,现在已年过七十。钱钟书夫人杨绛当年在外国文学所工作,现年一百0一岁。文化大革命中,学部一千七百人分为三大派——学部红卫兵联队、红卫兵总队和“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现在闻名中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当年就是“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创建人之一和专案组组长。

   除了这三大组织外,也有一些不被人重视的小组织,如李肇星的同学与好友、外国文学所郑土生,为了捍卫“红太阳”,成立了一个“卫三红”组织,当年我多次见到他拖着长长的大字报一人去张贴。他刚刚贴好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写上“畏三红”三个大字。郑土生充满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文革中他全心全意捍卫“红太阳”,说他“畏三红”,真是冤枉了他。
   林聿时、吴传启是学部、也是全中国“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学部三大派在对林聿时、吴传启和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的态度上存在根本分歧。不过,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种分歧没有多大意义,每一派都是毛泽东操纵下、有局部“自主性”的“傀儡”,毛泽东还利用这种“自主性” ,“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实行“群众专政”。
   学部红卫兵中没有学生,除了个别年轻的工人外,其余的都是中青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岁。大多数人并没有参加什么“红卫兵”,但按当时派别倾向来分,往往说自己属于“红卫兵联队”、“总队”或“革命大批判指挥部”。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的人,和一些不投入运动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像当年三十多岁的李泽厚,大多数时间属于“逍遥派”。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起,学部在吴传启问题上,开始发生分裂。(参见《苹果日报》本版七月一日文章)八月二十七日,成立了学部的第一个群众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 支持学部文革小组领导人林聿时、吴传启。稍后,“学部红卫兵总队”成立,全力以赴反对吴传启。
    在文革前,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在文革初期,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吴传启当然要小心翼翼地不涉及关锋。 “总队”从吴传启的文章中摘录了几百句话,抓住吴传启曾经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之类的话,断言吴传启是“三反分子”。“联队”则坚持认为,吴传启与关锋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吴传启,实质上“老保翻天”,打击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的“左派”。
   http://upload.peacehall.com/blog/temp2/201207310833111.pdf
   “文革”初期,陶铸是中国第四号人物,排在毛、林、周之後。当时,陶铸作为中宣部长,主管学部文革,学部的工作组是陶铸派的。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中旬,学部就吴传启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进行了七天的大会辩论。九月二十日,陶铸以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传启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陶铸的四点指示一下达,一些人就从“反吴”变为“保吴”。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突然垮台。从“反吴”变为“保吴”的人不知如何使好。一些人今天站在这一派,明天站到另一派,后天发觉又错了。所以,学部文革初期流行一句话:“贴不完的大字报,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
   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领导人是付崇兰,就是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付崇兰和王恩宇是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後分配到历史所工作的年轻人,文革初期,各研究所都进行“夺权”。付崇兰、王恩宇起来“造反”後,就受到镇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下午,关锋、戚本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学部,与学部工作组长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当晚,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传达陈伯达指示,历史所领导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王恩宇、付崇兰获得释放,切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所副所长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自此,王恩宇、付崇兰与林聿时、吴传启一样,成了学部公认的革命左派。王恩宇成了学部文革和“联队”领导人。
   陶铸垮台前半个月,“总队”因个别人的笔记本中有怀疑关锋的文字,被“联队”说成是“反中央文革”,在“联队”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从六七年一月到九月初,林聿时、吴传启和“联队”掌握了学部文革大权。林聿时、吴传启推荐《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周景芳到北京市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秘书长,“联队”十多个人在周景芳手下分掌北京市的许多部门,包括掌管《北京日报》大权。
   一九六七年四月,当时“总队”已经垮了,学部成了“联队”的一统天下,但付崇兰开始另起炉灶,联合近代史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宜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成立了“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决心与林聿时、吴传启对着干。三十年後,“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这些创建人都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宗教等领域的专家。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後,发生了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事件。毛泽东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被隔离审查。
   潘梓年是学部副主任、哲学所所长,他是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当时已年迈,没有参加运动,由于他受到林聿时、吴传启保护,“总队”与“大批部”就竭力打击他,学部大院里贴满了《揪出反共老手潘梓年》之类的大字报。潘梓年是《新华日报》创建人,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文革学部三大派的斗争中,他在七十四岁的高龄,被送往江苏太湖的一个小岛上躲藏,结果被抓获,没有任何罪状就关进了监狱,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在狱中病逝。
   一九六七年九月“联队”瓦解後,“总队”成了学部最大的组织,但戚本禹支持的“大批部”依然存在,许多“联队”成员加入了“大批部”。一九六八年二月,戚本禹垮台,傅崇兰在没有“罪行“的情况下被扭送至北京卫戍区,“大批部”随之土崩瓦解。“红卫兵总队”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红卫兵总队”的队长是谁,我当时就没有注意。“总队”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法学所文革小组的叶维钧和学部政治部的宿炳辰、毕求自手中。“大批部”成立、“联队”瓦解、“大批部”的垮台,真是“站不完的队”。
   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泽东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时,学部“联队”正在瓦解中,学部就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联队”和后来的“大批部”的主要头头,差不多都受到了“隔离审查”和大小会的批斗。“大批部”成员孟祥才回忆说:“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关戚的黑笔杆子。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学部实际上没有“五•一六”,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後,胡耀邦翻了“文革”中的除了“五•一六”以外的所有“冤假错案”。现在,“五•一六案”仍然没有翻过来。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学部三大派独立活动的时代宣告结束,而大多数人仍然认同自己的“派别”。学部全体人员,除了金岳霖个别几个人外,所有老干部、老专家都集中在办公室里,睡在垫着草席的水泥地上。这时,研究室改编为“连、排、班”,每天听军号声而起身,集中出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吃“忆苦思甜饭”,进行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成了清查的对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按照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借林彪发布战备一号令之机,学部统统被赶到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一同被驱赶下干校的,包括像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蔡仪、贺麟那样的老弱病残,随同干部一道前往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与小孩。杨绛的《干校六记》记述的就是学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
   近五十年前的“学部文化大革命”,如果不再把它记录下来,这一段历史也就消逝了。(2012-7-18)
(2012/07/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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