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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 序言


   
   
   
   (1)

   
   《春秋》本是“记事的简策”,有各种各样流水帐,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春秋”。现存的《春秋》,据说是经过孔子编修的鲁国史记,囊括了二百四十一年的历史。它用编年的体裁,简短、平易的散文,仅有大纲而无详细的事实记录。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则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十八万余字。他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春秋》的提纲式历史大事记,在《左传》那里成为事实详备、讲叙生动的画卷。
   
   《左传》1、叙事富于戏剧性,2、善于描写战争和复杂事件。3、描写人物富于形象性。4、生动洗炼的语言。5、通过歌谣反映人民爱憎,增强感染力。《左传》规模宏大、组织完整、散文发展新里程碑。对后世文学、历史作品不可磨灭的影响,开小说之先河。《国语》记言文起于周王,终于鲁惮公。凡二十一篇。司马迁、班周以左丘明作者。实际上与《春秋左传》颇有抵触之处。体例由分国记事。作者为熟悉多大小,王庭历史掌政的人。文学成就不如《左传》,但也有生动之处。战国策三十三卷,杂记东西周与诸侯二百四十年史事,上接《春秋》,下至秦灭六国。
   
   在创造性方面,中国先秦史的丰富程度要超过后来的二十五史,真是无奇不有。尤其对现代人来说,想象与发挥的余地非常之大,实是民族再生之绝妙题材。因为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先秦而不是秦后,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春秋·左传》是以“郑庄公克段于鄢”以及“郑人伐卫”即“诸侯专征伐之始”为开端,至勾践灭吴以终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春秋”的特点就是违抗天子的秩序、消灭别人的国家。“三家分晋”则为战国之开端矣。“战国”的特点不仅是消灭别人的国家,而且是消灭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革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明显地违背了“礼”的精义:《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2)
   
   我对《春秋》的理解不是经今文学派的,而是古文经学派的。我并不企图在《春秋》中寻求什么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纯属形而下学,已不适于现时代之需要了。相反,我却非常愿意读研春秋左传,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历史,这也是真正的大义所在,用腐儒们的观念是不能找到天上的星辰的。
   
   我要在《左传》中寻求什么呢?寻求英雄业绩!寻求那些华夏民族的生命力量最为沸腾的时代里的业绩,用它来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并非从来就是而且将来也是一个情性的、奴性的、缺乏生命力的民族!用它来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总有一天萎缩的支那会恢复它的生命与光荣,复兴为伟大的中华!用它来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并非愚钝、它甚至先世界而行!它在现代的种种波折,只不过是一种命运,一种神秘的命运,并非生就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
   
   (3)
   
   我热爱春秋时代的人物超过战国时代的人物。我觉得我的灵魂与他们的气息遥遥相通。他们比《书经》上的人物更为生动、更为丰满。他们比中国的两大统一时代(秦两汉与元明清)的人物,充满蓬勃的生命力与种种只有在国际环境下才可能发展起来的美德。
   
   我的这种偏爱,也许是由于当今世界并非统一时代,而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缘故吧,所以我们才对“同时代”的春秋人物如此敏感、如此向往吧!
   
   (4)
   
   《春秋左传》中有许多美妙的故事,每一次重读都给我以启迪。它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中国人并非一个天生劣败的民族。我对这个民族因此还怀有最后一点希望,理由就在古代,而不在现实之中。
   
   春秋左传中的无数的征服、役使、反抗、解放等运动形式出现的英雄业绩真是先世界的。在各民族中都最早最丰富的。一个新的民族新的社会总有一天会踏着中国书经时代、春秋时代英雄们的足迹,去创建比中国统一时代更为伟大、更为持久的世界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刻上自己的烙印!
   
   (5)
   
   为了催活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我们不妨为中国还原一大批精神上的创造者、空间上的征服者。上自黄帝及颛顼、少昊、帝喾、帝挚;然后是禹、汤、文、武,春秋的“霸”、战国的“帝”那时,大一统的衰势尚未凝成,国人还怀抱着一颗新奇的心在从事拓殖。这种格局与秦至清的两千年间的帝制守成,是根本相反的。这段极珍贵的早期历史,就是“先秦”的“前帝国主义时代”、贵族时代。它无疑昭示人们:中国人并非只是内耗与兄弟阋墙的行家。中国人也有过征服与扩散文明之光的历史!那时,中国人曾经具有的品格,对现代的中国和将来的世界无疑都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
   
   (6)
   
   读《春秋左传》,吾知礼之真髓矣,非儒家之杜撰也。我要从《春秋三传》中获取古代的政治哲学的精华,而不仅仅是《易经》所示的历史哲学。古代的政治哲学常把社会的兴衰归之于人心,这是非常高妙的。人心就像一座桥梁,从现实中来又到现实中去!现实常常通过人心折射出来,又通过人心改变现实的发展,这是一个循环。人心,并不仅仅是人心,它是现实的总和,正如钱币不仅仅是钱币而是商品的总和;社会的兴衰过程,正是由于一切的总和而完成的……我们应好好发挥这种“人心政治哲学”,这也是通往历史哲学的途径,值得认真研究。
   
   (7)
   
   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五百年的春秋战国,要比秦至清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更富于现代性;而《春秋左传》上的忠烈男子,比近代以来的欧美人物,更能推动中国重开王业。中国不是注定猥琐屈服于外来统治的,中国的气质体现在“左传英雄”的力量中,曾经是小日本所谓武士道的取法对象。未来的中国人,不必欣赏倭寇的武士道;不必欣赏欧美人的献身精神:因为这些玩意儿我们历史中应有尽有。
   
   文化上夏商周三代到秦两汉的中国本土文明、政治上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那里的人物与武士道和欧美人的相似,是因为同处巨大的“战国漩涡”里争霸,这漩涡不仅囊括了当时当地的全部文明国家,而且拥有当时当地的“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也就是说,拥有大片“半开化的蛮族地带”。而今天的中国,不仅不再是文明的中心,而且丧失了我们的藩国──朝鲜、越南、日本、尼泊尔、阿萨姆、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西伯利亚、印度尼西亚、琉球……这种由老大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化,附庸国和在这种形势下,新一代国人被迫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下”(即世界国家),而只是民族。作为“民族”(即民族国家)──我们需要重新学会那些已被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和蛮族入主给强迫遗忘了的统治民族的本能,如春秋战国那忠义无上的烈士美德:中国人,必须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倒退”:回归自己的祖辈精神,以便彻底调整好,进军世界的步伐。
   
   (9)
   
   《孟子》的“民为本”思想,在《左传》中已经出现,其国家思想虽然没有近代欧洲的人民主权论,却是反对以人祭祀、殉葬,具有强烈的现代式正义感。这个“本”,是“本钱”的本,“一本万利”的本。孟子这是看到了:“民”是社会的本钱,社会是君主的本钱。民本思想,说到底也仅是一种思想。也就是说,是一种有时间性的“意识反应”。因此,民本思想不同于欧洲的人民主权论。在人民主权论那里,人民并不是一种统治的资本,而是统治的主体,因此,人民主权论不应该翻译为“民本主义”,而应该翻译为“人民主权论”,因为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及其思想都承认“人民是社会资本”这个事实。
   
   但是,人民主权论也并非没有局限性,而是有着三重的局限性。
   
   第一,说人民是社会的本体,而其余一切都只应为人民生活服务──这失之于笼统、含混。这就为政治骗子们的“游说活动”,提供了广泛的空子。
   
   第二,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居民,构成社会的主权──这显然是一种“反动”与“反应”,而不是一种“真实”与“真理”,这是针对人民这些实际无权势者的被动状态,而炮制出来的安慰剂,所以我称之为的“反动”与“反应”:思想的反动与行为的反应,是一种自我防卫式的反击。
   
   第三,“多数人的统治”,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因而是一个伪命题。“统治”的意思,只能是由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的,如果多数人都是官吏,那么官吏的职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什么是“人民”?“主权”又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在民主主义者那里经常缺乏明确的定义。如果把“民”定义为“多数人”,那么很显然,主权经常是治权的傀儡,多数人是被少数人愚弄的。如果把“民”定义为“实际统治者”,那么很显然,这些处于贪婪状态的人们和专制者的行径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只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就可以“合法的”为所欲为。他们和专制者一样,正以空前的胃口巧取豪夺、榨取被法律剥夺了基本自卫能力的人们──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意义的民主主义实为统治者设下的一帖“精神麻醉剂”,以其“朝三暮四”的政治技巧,愚弄“握有主权的多数人”。这种技巧把人民主权变成了一种相当于古代的“国家宗教”的礼仪。而“人民代表”、“议员阁下”、那些参与统治的人们,使得民主主义的台词变成了贵族政治的宣传。
   
   这样,结论就自己出来了:民本思想,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本质上与一切理想相同,都出自对生活中根本没有或不可能有之事物的深刻希望。欧洲民主政治实践,接近于民本理想,但却不是民本理想的全面实现。因为,一个不可能获解的矛盾是:当人民(处于社会底层的多半数居民)掌握了某些权力,并获取了某种权利──那“人民”便分裂了,“人民内部”的冲突将随着“人民”地位的提高而越演越烈。当原先利害大致相近的“人民内部”,分裂出一些不可调和,甚至誓不两立的势力集团──试问,这时“人民”的桂冠应戴在哪一集团的头上?
   
   可见,民本思想不是“真理”,它既不是,也不“接近”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它不是某种追溯,而是某种先驱。既然“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本体,那民本思想显然只能是某些思想家针对世弊而发的良好心愿。它不是追溯、“科学总结”,只是先驱式的幻想。在固有的社会结构一再发生危机,日趋解体的过程中,民本思想作为一种心理动力和感召力曾起过某种推动(这一解体过程)的作用。这是它的有力之处。但是,当它成为某种维护现状和维持(由于长久安定和繁荣必将引起的)腐朽状态的借口时,它的软弱无力就是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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