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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3)

第二十二章 苏联解体
   
                为改革所作的新的努力
   
     八月政变后出现了全新的局势。一方面,激进变革道路上的许多障碍被消除了。

   
   我们有了迅速进行改革、加快向市场过渡的绝无仅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变的结
   
   果激化了政治斗争,加剧了联盟内的离心倾向,国民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生活保障的基本系统开始失调,首先是日常用品和燃料能源储备出现混乱。货
   
   币困难达到了危机点。根据原来信贷协议达成的物资供应被冻结了。金融市场上的
   
   短期借贷方式已经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货币运作方式都陷入了困境。必须紧急启
   
   动以前的贷款,年底前必须再找到扣亿~80亿美元。否则进口一停止,必将造成生
   
   产下滑,特别是在机器制造和轻工业方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方对改革的支持极其需要。一般地说,西方伙伴们了解这
   
   一点。但是他们仍然在犹豫,“举棋不定”。1991年9-11月,尽管国内事务非常繁
   
   忙,我几乎是每天–常常是在晚上–和外国政治活动家们会晤(有时一天有两
   
   三个会晤),敦促他们采取具体步骤。那几个月和我谈过话的人有:梅杰、科尔、
   
   密特朗、布什、安德烈奥蒂、冈萨雷斯、所有“7国集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长和
   
   财政部长、国会议员和大实业家们。
   
     一切都先从和梅杰谈判开始–他是“7国集团”协调人。他的立场在决定其他
   
   伙伴们采取什么方针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记得,伦敦会晤前,在苏联和世
   
   界经济一体化方面,他并不是持积极欢迎态度的人。然而,必须对这位英国首相给
   
   予应有的肯定–他是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飞往莫斯科(9月1日),想就地评估一
   
   下当时的局势,并讨论伦敦协议实施途径的人。
   
     谈话是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进行的。我向首相介绍了事态的发展,通报
   
   了政变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我们的计划。当然,接着马上就提出了我们的主要意思:
   
   我们需要西方国家更重要、更公开的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
   
     “我知道,至今你们那里还在争论。我也知道您和布什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想坦率地对您说:在需要对苏联表示支持的时候,你们也必须摈弃在这个问题上
   
   的教条主义和困循守旧态度。”
   
     我们具体谈到了对我国进口的支持问题,我国的进口,由于没有延缓现金支付,
   
   实际上处于压缩、停滞状态;谈到了外债偿还的问题,使卢布以最快的速度过渡到
   
   自由汇兑和通过大的国际投资方案的实施进行结构改革的问题。最后,还谈到为了
   
   市场经济,在发展私有制成分和培养干部方面给予帮助的问题。
   
     梅杰说,西方政治家们的确非常担心苏联的局势,因此他们也讨论了“7国集团”
   
   的方针。他给人一种印象,即欧洲比日本或者美国更能够理解当时的局势。他谈到
   
   他和他的同事们因苏联政变失败而“大大松了一口气”的心情。但他在讲到西方担
   
   心的同时,也提到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诸如联盟协议准备的过程,各共和国和中央
   
   联系的形式,核武器监督,当然,还有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的前景等。
   
     梅杰要我相信,说他们非常关心改革的成功。他再次提出一些领域(食品、药
   
   物、专家咨询等),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准备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帮助,并打算积
   
   极动员“7国集团”其他成员也这样做。我们研究了缓和我国外债问题的可行办法,
   
   双方商定,专家们将切实探讨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梅杰将向“7国集团”领导
   
   人通报。
   
     我请约翰·梅杰这天晚上准备再进行一次会晤。在这之前我打算和各共和国领
   
   导人一起结束联合声明的起草工作。最后果然如此–几乎如愿以偿。克里姆林宫
   
   的办公室窗外已是深夜,我在向梅杰讲述联合声明的内容。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中
   
   问到,对外经济关系的继承性的问题(第二天我们将承认苏联一切对外经济义务的
   
   内容写进了声明)。看得出,声明给他留下了印象。
   
     根据梅杰的要求,我们继续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谈到了对核武器监督和关于
   
   西方怀疑苏联在研制生物武器的新情况的问题。我答应作进一步的调查,把这一工
   
   作交给新的人手去做。他还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自己无权重复,
   
   但我想,我可以将我的回答引述如下:
   
     “您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合作,是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一旦
   
   被破坏,那将是毁灭性的。而且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理解:我们的相互作用已经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非常希望,”他回答说,“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正确的
   
   相互工作关系。而且看来这种情况正在出现。”
   
     9月6日,和我谈话的人是法国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皮埃尔·别雷戈伏阿。
   
     “我们满怀希望,”我说,“想摆脱目前的危机状态,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一点。
   
   我们对法国,就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争吵阻
   
   碍了在农业领域、能源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几个大的规划上落实和密特朗总统达成的
   
   协议。不过所有这些规划项目至今仍然有效。”
   
     我想,今年秋初,我们那些原先犹豫不决的伙伴们在和我国协作方面是会有所
   
   前进的。不过这种前进也很不容易。像往常一样,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表现
   
   出了很大的理解。这一点,当时在我和别雷戈伏阿、根舍、仲马、德·米凯利斯、
   
   魏格尔和其他许多活动家的谈话中都表现了出来。
   
     和科尔进行了电话交谈。这位总理通报说,周末“7国集团”的财政副部长们将
   
   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他要求9月12日一定要接见一下秘书长X.凯勒莱尔。
   
   科尔说,这非常重要,目的是要他在会晤之前,把各方面的问题都处理好。我们还
   
   商定了雅科夫列夫访问波恩的事。
   
     自然,当时与之谈话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援助不会付之东流,不会成为中
   
   央和各共和国之间“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对许多东西感到忧心忡仲。9月9日我和
   
   德·米凯利斯谈话时他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过渡时期你们没有一个进行
   
   协调的中心,一切计划都有失败的危险,这对于我来说,是绝对清楚的。”当时人
   
   们经常问我:在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跟谁打交道,如何进行权力分配?
   
     我曾寄希望于各共和国将会遵守所达成的协议。因为他们方面需要的惟一东西
   
   就是政治意志,是为自身利益理智行动的决心。
   
     当然,我知道,美国的立场不改变就不会有大的进展。因此,9月11日和贝克的
   
   谈话具有关键性的意义。3年来,我们两国关系变得可以开门见山、不用拐弯抹角就
   
   直接谈话了。
   
     而且这次谈话涉及到了广泛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都有。
   
     同一天,我还会见了丹麦外长y.埃伦曼一任生、挪威外长T.斯托尔津贝格、
   
   瑞士外长C.安德逊、芬兰外长h维亚亚留年和冰岛外长的特别助理T.奥拉夫松。
   
     “苏联方面具体希望西方,首先是‘7国集团’,做些什么呢?”–斯托尔津
   
   贝格问道。
   
     “首先和主要的,”我回答说,“是帮助解决食品、药物的燃眉之急,帮助解
   
   决财政方面的急需。我们希望得到支持,希望‘能够作出迅速反应’。余下的问题,
   
   我们将通过经济谈判,在正常合作的基础上,解决方案、计划的实施问题,在苏联
   
   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
   
     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收到我专门派普里马科夫送往利雅得的信后,向莫斯科
   
   派出了他的私人代表宾杰里·本·苏丹亲王,9月19日我接见了他。他说沙特阿拉伯
   
   准备尽快落实以前达成的贷款协议,同时打算帮助我们解决在食品和药物方面的燃
   
   眉之急。
   
     “如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各行其是,”宾杰里·本·苏丹亲王说,
   
   “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很可悲的。这样对苏联、对我们、对全世界都不好。为了所有
   
   人的利益,它们应该生活在一起。国际社会准备提供的帮助,只有当其受惠者是一
   
   个统一国家时才会是重要的。否则这种帮助的可能就会减少。”
   
     9月23日,安德烈奥蒂从中国返回途中在莫斯科作了停留,有一系列问题可以和
   
   他进行讨论。我对他在八月政变日子里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向他介绍了事件的
   
   发展经过。然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会晤的话题上,回到如何落实我们所达成的协议的
   
   问题上。安德烈奥蒂说,北约委员会11月将在罗马开会。会议的目的是研究世界和
   
   欧洲所出现的变化,决定如何制订今后的政策。
   
            与“七国集团”互动的计划被一笔勾销了
   
     我认为,为解决我国的当务之急并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七国集团”的重要
   
   合作伙伴计划1991年9月已经初露端倪。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专家都认为问题非常紧
   
   迫,然而是可以解决的,和国家的潜力相比,问题也没有多么大。我说,归根结底,
   
   650亿美元的外债,对于我国来说算得了什么呢?问题甚至还不在于别人还欠我们一
   
   大笔债务–840亿美元,是我们国家总的潜力在那里摆着。
   
     10月,专家们开始仔细落实我们的要求,紧锣密鼓地制订共同解决问题办法。
   
   10月5日,我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11普列斯顿。我强调说:
   
     “现在我们正处在向市场过渡中最由难、最敏感、虽然大有希望的阶段。我们
   
   大概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经受这种深刻变革的国家。我们眼看着东欧在发
   
   生这种变革,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也在发生这种变革。这是普遍变革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变革在我们这里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像我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调转方向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的,”普列斯顿表示同意,“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
   
   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他介绍了促进农业改革的方案;关于农业改革
   
   的话题,他在莫斯科曾经和各级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过讨论。他们谈到了银
   
   行参与农业活动现代化的问题,谈到建立有关储存、运输和加工的基础设施的问题。
   
   我表示坚决支持这个方案。当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
   
     关于短期贷款需求和人道主义食品援助问题,10月9日我和美国农业部长a.默
   
   吉首进行了讨论。
   
     10月份是在专家层面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有我们的专家(中央和各共和国
   
   的)、“七国集团”的专家,也有欧共体的专家。所有的需求与可能都经过认真仔
   
   细地估算。到作出原则决定的时候了。就在我飞往马德里去主持中东大会开幕,并
   
   将和布什会谈的当天,各共和国和我们西方伙伴的代表们通过了关于苏联外债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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