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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2)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努力
   
                  重新启动改革进程
   
     为消除政变后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意义虽然重大,但那些日子里我最关心的却

   
   是如何重新启动改革进程。老实说,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得到根本解决我是
   
   信心不足的,时常产生怀疑。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从9月到10月,实际上所有的
   
   共和国都宣布了独立。分离主义者们春风得意,感到他们的时候到了。再加上俄罗
   
   斯总统心气太盛:苏联总统已经恢复活动,可是叶利钦仍按二连三地发布具有全联
   
   盟意义的命令。这就更加激起各共和国尽快脱离联盟中央的步子。
   
     但是毕竟不能就此认输。我身后有3月17日公投的结果。整个千百年的历史都在
   
   诉说着要保持国家的完整。迫切的经济需求、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都在庄严地提出这
   
   一选择。
   
     老实说,10月初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居民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特别令我感到鼓舞。它们说明,半年来,人们支持联盟的
   
   热情整体上并没有低落。比如,如果说3月17日3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
   
   哈萨克基坦)支持联盟的占参加公投人数的73%的话,那么1991年秋天还是在这3个
   
   共和国几个大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支持联盟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5
   
   %。在莫斯科,支持联盟的人数半年时间增长了50-81%;这说明3月17日部分莫斯
   
   科人与其说是在反对联盟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受了当时民主派“反中央”宣传的影
   
   响。而且,很明显,联盟解体的现实威胁,引起首都具有“亲联盟情结”者的强烈
   
   反应,其实这种反应对于俄罗斯大多数政权机构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基辅,尽管民
   
   意调查的结果给人的印象不深,但也有50%以上的人是支持联盟的。在阿拉木图,
   
   1991年3月的公民投票中有94%“支持”联盟,而根据10月份公投的资料,有86%的
   
   支持率。
   
     总之,毫无疑问,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问题解决的关键掌握在各
   
   民族的精英人物和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而这里的问题就复杂了。
   
     纳扎尔巴耶夫维护联盟的态度最坚决,前后一贯。我和他就这个话题经常谈论,
   
   而且谈话的时间很久。应该说,支持他的立场的是这样一些客观因素:哈萨克斯坦
   
   的居民的构成;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俄罗斯经济不仅有很高的,而且有独一无二的
   
   一体化水平。不过问题还要看努尔苏尔坦·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一个政
   
   治家的个人素质,而主要是要看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素质;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俄
   
   罗斯民族文化和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感觉得出,对于他来说,这不
   
   是怎样估价的问题,它是一种源于信念的原则问题。我早已注意观察纳扎尔巴耶夫
   
   这个人了,我很欣赏他的务实肯干的精神,可惜因为阴差阳错,我未能推荐他担任
   
   苏联副总统或者总理。
   
     实际上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卡里莫夫、阿卡耶夫、尼亚佐夫和当时代表
   
   塔吉克的伊斯坎达罗夫–也持有这样的立场。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
   
   他们每个人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但我应当说,在决定联盟命运的那个历史关键时
   
   刻,这些民族活动家们表现出了对这样一条真理的清楚的理解,即联盟的毁灭将给
   
   他们各个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害。我完全不是说他们每次都无条件地支持联盟机构所
   
   提出的建议。他们所有的人都竭力要摆脱难以忍受的超高度的集中主义,而且取得
   
   了很大的独立自主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健康的理
   
   智,没有把独立自主变成崇拜的偶像,变成目的本身。
   
     “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过,我便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政变的后果,开始和
   
   各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8月23日,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阿卡耶夫和穆塔
   
   利博夫通了话–他们当时都不能来莫斯科。后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来到了新奥加
   
   廖沃,这才好像又重新清点一遍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而且大家达成共识,
   
   认为必须从恢复权力和有效管理机制做起。
   
     政变过去后,政权机制松散疲塌,任何适时、良好的决定都不可能贯彻到生活
   
   中去。各共和国政府在“要求”主权的同时,常常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中央各部的
   
   指示。中央人事变动频繁,这实际上是由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不和造成的。首都被
   
   这种内斗所困扰,越来越失去了对经济的监督杠杆作用。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
   
   长了“地方”更加我行我素,自己承担风险。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够将秩序恢复起来,
   
   这个机构能够把各共和国的利益和意志同全联盟的利益和意志谐调起来。最初有一
   
   种想法,想把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又决定不这样做了,干
   
   脆成立个国家委员会。
   
     我们认为,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委员会手里,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可以保留
   
   到新的联盟协议通过;联盟机关的机构及其和各共和国的关系等,当由新联盟协议
   
   来决定。“政变后”我们初次在新奥加谬沃会晤就谈到了恢复联盟协议工作的必要
   
   性。9月份看来完全有可能重新再提出联盟协议草案,而且这次不再会有干扰,一鼓
   
   作气就签了。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很难指望所有的共和国都来参加革新后的
   
   联盟聚会。所以,我们决定要体现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早就有了,从1990年中就进
   
   行过积极的讨论,它就是:除联盟协议外,建议各共和国签订一项经济协议。它仿
   
   佛是联盟关系的第二个层面,可以使我们不致于“失去”其他迫切需要经济合作,
   
   但由于种种原因还不打算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毋庸讳言,我们寄希望于这种经济纽
   
   带将有助于逐渐克服对联盟机构的不信任态度。
   
     八月政变打断了各主权国家间形成新的联盟关系的进程。我深知新局势对于民
   
   主改革的全部危险性,因此我把重新启动联盟协议的工作当作是主要的首选。它主
   
   导了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的一切行动,这次会议是在政变之后马上召开
   
   的,会上决定立即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紧急会议。
   
     考虑到代表大会前出现的气氛,特别是围绕会议议程所进行的讨论,我和各共
   
   和国领导人非常担心大家一开始又要陷入一场无谓的争论。
   
     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在大会上的立场应该具有普遍性。从晚上的辩论中产生
   
   了声明的思想和声明文本本身–10个联盟国家的首脑在上面都签了字,格鲁吉亚
   
   也参加了声明的起草工作[著名的“10(11)+1”模式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的投机行为,有些人甚至说,好像戈尔巴乔夫和各共
   
   和国领导人搞了一次政变分子们没有搞成的独特的国家政变。
   
     这话之所以是无稽之谈,首先是因为所有的九月决议都是经过大会本身通过的,
   
   换句话说,是符合宪法程序的。其次,因为保留了最高的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
   
   最后,因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重大改组不是根据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决定的,而是根据
   
   政变后的情况和新的实际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
   
     换句话说,我们在宪法面前未曾越雷池一步。至于这些决定的效果如何–那
   
   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惜,后来的几个月表明,建立起来的机制未能经受住考验,缺
   
   乏生命力。而且不是由于这一机制本身有什么缺点毛病,首先是因为它不符合俄罗
   
   斯总统身边一班人的思想口味。
   
     至少当时叶利钦在私下和公开谈话中都主张保留改造后的联盟,因此我们也比
   
   较容易地就过渡时期政权组织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观点。在声明中,苏联总统和ic国
   
   领导人建议制订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同时每个国家将独立地决定自己参加的
   
   方式;呼吁各国–不管其地位如何–立即建立经济联盟;为“解决共同的重大
   
   问题”而建立人民代表委员会,为“协商解决涉及各共和国共同利益的内外政策问
   
   题”而建立国家委员会,为“协调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推进经济改革”而建立跨国经
   
   济委员会;制订宪法草案并提请各联盟国家议会审议,宪法草案应该在各自的全权
   
   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在国防领域签订集体安全原则协议,目的在于保持统一的武
   
   装力量和军事战略空间,在考虑各国主权的情况下,在苏联的武装力量、克格勃、
   
   内务部和检察机关推行激进的改革;严格遵守苏联所承担的一切国际协议和义务;
   
   发表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宣言;请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支持各联盟国向联合国提
   
   出承认其国际权利的主体地位并研究他们在该组织的成员资格问题。
   
     这份文件也就成了9月2-5日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第五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中心。
   
   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少不了尖锐的冲突和动情的发言。但最后会上的建议都被
   
   通过,并变成了法律。只有一点作了重要的修改,即过渡时期由人民代表委员会来
   
   承担立法机构的作用。经过讨论,代表大会决定–而且我认为决定是正确的–
   
   最高苏维埃继续工作,直到联盟协议签订并在协议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从
   
   而保证了对国家委员会活动的监督,保证了更加可靠的宪法的继承性。
   
     晚上的会议由叶利钦主持,克拉夫丘克第一个发言,他说,乌克兰准备“积极
   
   参加在经济领域里建立跨国机构的工作,协调和管理国民经济,协商解决内外政策
   
   的问题,研究集体安全观念,改组武装力量”。过了不到一个半月,还是这个克拉
   
   夫丘克,几乎从所有上述立场上开始后退。
   
     9月4日大会的发言变得激烈起来。许多代表指责主席团不是在用民主的方法引
   
   导会议。应当承认这种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主席团主持会议的方式的确非常生硬
   
   –否则我们便能有一个本国模式的“长期议会”–这在政变后的紧张气氛下是
   
   不允许的。当然,这里不光是程序的问题,尽管程序也非常重要。一部分人民代表
   
   根本不愿意现实地估计形势,不想理解在8月之后保持原来面貌的苏联是根本不可能
   
   的。这就是说,拯救国家完整的惟一方法就是签订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大部分人民
   
   代表,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民代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大会的决议、关于过渡时期
   
   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法律及其他决定,由3/5-4/5的代表们通过。
   
     大会期间进行了无数的会晤、会议和协商。会议的间隙中各种委员会在紧张的
   
   工作着。必须回答代表们的咨询,必须和各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探讨他们参加
   
   联盟的方式,否则他们便不会支持大会的决定。对于许多想对总统表示一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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