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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1)

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
   
                  罪恶的冒险行动
   
     日前,当我已经修改完这部分回忆录时,突然得到一条与1991年冬夏事件有关

   
   的、意想不到的新闻。1994年2月18日的《新每日报》刊登了帕夫格·沃夏诺夫–
   
   俄罗斯总统前新闻秘书–的材料。这里我照录一段:
   
     “时值1991年冬春之交。叶利钦刚刚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讲话,要求戈尔巴乔
   
   夫下台。克里姆林宫内对此事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看来有人决心在两位领导人的矛
   
   盾上玩上一把,预先取得了俄罗斯的支持……几天后,联盟副总统委托一个人来找
   
   我,建议安排叶利钦和亚纳耶夫进行一次秘密会晤。据说,戈尔巴乔夫已经黔驴技
   
   穷……国家正在毁灭
   
     必须拯救……我报告了这件事,得到的是回绝,我透过同样的渠道把我们的决
   
   定告诉了对方。没等多久对方的回应就来了:‘你们呀,伙计们,可不要搞错了?
   
   走着瞧,可不要后悔。而且会很快的。”’
   
     于是,这个我坚持推荐为副总统的亚纳耶夫,不到一年时间,便走上了背叛的
   
   道路。有意思的是,叶利钦回绝了亚纳耶夫关于勾结起来反对苏联总统的建议,但
   
   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他都没有把亚纳耶夫曾经跟他联系过这件事告诉我。
   
   大概他是想留作储备,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用处。
   
     从维尔纽斯事件开始,直到8月,极右派和极左派对总统施加的压力一直没断,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总统采取紧急强制措施。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不顾个人的
   
   安危,竭力想赢得时间。当时我坚信,签订了联盟协议,党进行了改革,事情将会
   
   有个好的根本转变,生活就能走上正常的轨道,两个政治“极端派”争吵不休的问
   
   题就可以着手解决了。
   
     尽管有种种恶毒的攻击,而且还有我的许多失误,但是在我国发展的一些关键
   
   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致,当然,就像人们常说的,这使我们有了一个“谨慎乐观”
   
   的基础。党的领导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针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么因素直
   
   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
   
   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7月底,在我去度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
   
   谈了联盟协议签订后将采取哪些步骤。我们一致同意,无论是对于各共和国,还是
   
   对于联盟,都必须加紧利用协议所创造的各种可能。
   
     至今我们都认为,协议签订后应该紧接着制订宪法,这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宪
   
   法通过后–选举新的权力机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将选举推迟这么久是否合
   
   适?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张按照协议建立联盟机构,不要久拖不决,因为社会
   
   各个领域分崩离析解体的过程愈演愈烈,情况很危险。我们商定,这些问题要跟其
   
   他共和国领导人进行讨论。
   
     还谈到了干部问题。自然首先谈到的是主权国家联盟的总统的问题。叶利钦表
   
   示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纳扎尔巴耶夫说,他
   
   准备挑起这副担子,只要联盟内阁有可能独立地工作。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
   
   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
   
   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
   
     记得当时叶利钦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而在当
   
   时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目击证人的。他甚至有几次起身走到凉台上去查看一下,这
   
   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
   
     现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这次会晤,普列汉诺夫预备了一个
   
   房间,平时我在这里批阅报告,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和休息。这
   
   就对了,看来一切都“事先经过设计”: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
   
   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所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
   
   义的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
   
   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
   
   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我不认为我那一年的度假是正常的。我身在福罗斯,还不得不研究许多问题,
   
   因为国内事件的性质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不光是依靠分析,凭直觉我也感受得到必
   
   须尽快推进改革;而要这样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尽快签订联盟协议。因此,
   
   我无时不在关注着协议准备的情况,和各共和国及联盟机构的领导人通电话,与政
   
   府领导成员、我的助手和顾问们保持电话联系。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应该尽快地返回,并且采取行动,所以我每天都在催促那
   
   些与签字准备工作有关的人员。飞机都已经定好了。沙赫纳扎罗夫在“南方”疗养
   
   院休养,就在福罗斯旁边,我和他谈起过我在签字时的讲话。8月18日,我向他表示
   
   了我最后的意愿–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之后联系就中断了。
   
   我发现联系中断时已是下午4时扣分,而我们的谈话,根据文件记录,是16时32分结
   
   束的。现在知道,当时女电话员们的背后有军官们值守,他们必须在4时30分切断电
   
   话联系。
   
     下午5点钟左右,我被告知,有一小组人已来到别墅,其中有巴克拉诺夫、舍宁、
   
   博尔金、瓦连尼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我感到诧异,对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的梅德韦杰
   
   夫–警卫局长–说,我未曾邀请过任何人。原来警卫人员已经放来访者进来了,
   
   因为普列汉诺夫和博尔金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事是决不会发生
   
   的,按照警卫条例,没有我的批准,谁都不许进入别墅区。
   
     让梅德韦杰夫离开后,我决定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跟莫斯科取得联系,
   
   首先和克留奇科夫谈谈,这时我突然发现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第5部,包
   
   括战略备用电话都被切断了。我离开办公室,来到凉台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
   
   这里看报纸,我告诉她,一些不速之客来到了别墅,很难说他们想干什么,要作最
   
   坏的打算。她对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但她控制住了自己。我们走进旁边的卧室。我
   
   拼命地在想:我不能从自己的立场后退,任何压力、讹诈、威胁我都不能屈服。这
   
   一点,我也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讲了。“决定由你自己来作,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和你在一起。”随后,我们叫来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他们听了我的介绍,说
   
   完全听从我的安排,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大约花去了30-40分钟。军官们对我说,来访者着急了:问为什么不接见他
   
   们。走出卧室,我发现他们不请自来,已经上到了二楼。总之,他们表现得很没有
   
   礼貌,好像他们是东道主似的。把他们让进屋后,我问他们有何贵干。巴克拉诺夫
   
   通报说,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正濒临灾难,其他方法已经无济于事,我必
   
   须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上签字。实际上,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碟的。后来,我在和
   
   调查人员谈话时才了解到,当时他们随身带着已经起草好的–各种方案–文件
   
   供我签署。
   
     巴克拉诺夫历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并指出成员中有卢基扬诺
   
   夫。他说,叶利钦已经被捕,虽然当即他又改口说:途中他将被捕(从阿拉木图返
   
   回莫斯科的途中)。为加快事件的发展,阴谋家们显然想以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他
   
   们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事情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我坚决拒绝他们强加给我
   
   的要求,声明任何命令我都不会签署。
   
     “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对局势感到不安?但我对国家局势的了解不比你们差,
   
   而我感到不安的程度也不比你们轻。你们认为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也是这个意
   
   见。其主要的一项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它就是签订新的联盟协议。8月21日联邦苏
   
   维埃会议上已经决定要讨论经济改革完成的情况。而你们却认为采取紧急措施才是
   
   拯救国家的办法。我不同意你们这种看法。那么就请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人
   
   民代表大会,既然一部分领导人怀疑政治方针的正确性嘛,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解决。
   
   但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其他方法我不能接受。至于你们想要断送自己
   
   –见你们的克去吧,但是要知道,事情最终可能会酿成流血事件。人民已经不是
   
   过去的样子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所得到的一
   
   切。”
   
     我的话说完后,巴克拉诺夫接着发表一通议论,他说他很“关心”我的健康,
   
   改革这些年因工作紧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您不想亲自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那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吧,”他建议说。
   
   接着又补充说:“您好好休息,‘脏活儿’由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
   
     我当然拒绝了这一卑鄙的建议。
   
     “那么您辞职也行,”瓦连尼科夫脱口说。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的!”
   
   谈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分手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忍不住“用俄国脏话”骂了他们。
   
     我想回答人们常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当时不扣留他们?
   
   要知道,当时他有武装警卫呀?
   
     首先,我想,我拒绝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后通碟的要求,可以使这一
   
   阴谋的主使者头脑清醒起来。我曾不止一次地阻止过他们采取轻率的步骤,这我已
   
   经写过了,因此我总有一种希望,希望我这次的强硬立场能够起到自己的作用。是
   
   的,我没有失去希望。
   
     再说了,把他们扣留在别墅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主要的阴谋分子在莫斯科,
   
   他们此时手中还掌握着权力的杠杆。不过我毫不怀疑,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
   
   们关照过这里–福罗斯–事情发展一定要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结果
   
   证明正是这样。事先一切都研究好了,将总统严密地控制起来,不能与外界接触。
   
   切断一切通讯联系。别墅周围和海上方面设立两道警卫线。禁止任何人离开别墅和
   
   进入别墅区。我的助手、记者和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想到别墅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特别是想亲眼证实一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传出的总统有病的说法在多大程度是真
   
   实可信的,但是他们未能如愿。
   
     老实说,这是对总统的拘禁,是对他的权力的篡夺。政变分子们知道我不会和
   
   他们串通一气,但他们想“吓唬吓唬”我,迫使我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命令,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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