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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9)

第十七章 德国的统一
   
      1988年以前的德国问题
   
     马耳他会晤之后,我确信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对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指

   
   针在战后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摆动,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们终于冲
   
   出了难得一见的“解冻”屡屡转为旷日持久的“霜冻”的怪圈。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个战后国际
   
   关系史上正好开始了一个性质全新的阶段。“冷战”随着马耳他会晤走向结束,虽
   
   然它的后果仍遗留下来。我们没有辜负生活在分裂的欧洲的人们的期望。
   
     1989年,在德国这个许多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神经痛中枢”启动了一个进
   
   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
   
   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
   
   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
   
   问题,那将有悻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
   
   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
   
   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
   
   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
   
   治等级表”上被列人“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西德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
   
   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
   
   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
   
   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
   
   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
   
   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
   
   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
   
   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
   
   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
   
   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
   
   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
   
   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
   
   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
   
   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
   
   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
   
   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
   
   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
   
   题。
   
     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非常审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团
   
   结一致时,我作了这样的回答:“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
   
   《莫斯科条约》,你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
   
   是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任何企图
   
   破坏这些条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
   
   国的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
   
   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换句话说,我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
   
   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
   
     人所共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是在深刻的变革的背景下“解决”的,
   
   而这种变革又是在我们的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当然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
   
   顺利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苏联实行改革的头两年,两国关系仍旧“冻结”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国人的
   
   一丝不苟精神对里根的政策亦步赤趋,我们在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听到了
   
   从莱茵河畔传来了由英语译成地道德语的内容熟悉的文字。联邦政府显然缺乏想象
   
   力或者缺乏政治胆略,而无法对苏联的变革作出新的反应。当科尔总理在一次讲话
   
   中说关于苏联改革、关于政治新思维的谈论只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已时,
   
   我对西德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对所发生的现象作出恰当的评价,产生了怀疑。
   
     我和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会谈,我们正在同法、意、英三国进行
   
   政治对话,可是对联邦德国的关系却仍然没有重大的变化。双方都在某一个时候觉
   
   察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
   
   严肃的对欧政策。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范围内,曾以不同的
   
   理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并且还是
   
   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当激情平息下来时,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显地
   
   活跃起来了。我收到科尔总理的好几封来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语放肆作出
   
   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新闻界)。我上面提到的与魏茨泽克总统交换
   
   意见,是富有建设性并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和1987年访问莫斯科的施特劳斯也找到了共
   
   同语言。我应当说,和我们的新闻记者通常用来形容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话相反,
   
   施特劳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但他又善于
   
   以宽阔而现实的目光观察世界,观察欧洲的局势,观察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世界政治
   
   中所起的作用。
   
     1988年2月初,我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巴登一符腾堡州总理施佩特谈过一
   
   次话。他飞抵莫斯科是为了探听是否有可能举行高峰会谈。从原则上说,这时我们
   
   对这样的会谈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向德国总理发出了于5月访
   
   问莫斯科的邀请。但是,联邦政府试图把“潘兴-IA”导弹排除在中短程导弹协定
   
   之外,而我们对这种笨拙的企图作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因而德国人显然为这次访
   
   问的命运担心。至少,施佩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神经质而又执著。让人感
   
   到,波恩那边害怕置身于欧洲新进程之外。我把我们谈话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片断摘
   
   录于下:
   
     “施佩特:科尔总理确信有必要和您会晤。对总理而言,不存在谁先去莫斯科
   
   和谁先去波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既然您即将出访西欧各国,那么希望您把联邦
   
   德国也考虑在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访问了法、
   
   英两国之后又将出访其他西欧国家,却对联邦德国置之不理,坦率地说,科尔总理
   
   会感到很难过的。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总理说得对,现在必须确定会晤的日
   
   期,才能开始对它做准备工作。因此我邀请总理5月访问莫斯科–邀请是通过谢瓦
   
   尔德纳泽发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访问问题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总理进言,希望他尽快地排除一切麻烦和您会晤。
   
     戈尔巴乔夫:好吧,我们将去会晤。我们已经同某些西德政治家谈了许多。现
   
   在应当在最高层进行磋商。”
   
      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第一次会晤
   
     但是,这次访问到了秋天才实现。1988年10月24日我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初次
   
   会晤。我和他谈话的出发点是: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如果仍旧保持原先的状态,
   
   无论是我们自己,德国人,欧洲以及整个国际大家庭,都不会满意。
   
     “我们希望,”我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信任和现实之上。总之,要使它符
   
   合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我们愿意就与我们两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非
   
   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我确信,苏联与西德的关系需要揭开新的一页。”
   
     科尔的回答听起来十分明确: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把一切都考虑过了,我正是为此到莫斯科来的。”
   
     科尔在强调该国政府愿意积极地发展全方位的对苏关系之后又补充说:
   
     “我认为你我之间的个人关系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联邦德国总理的身份,又是
   
   以公民科尔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龄的人,我们同属于经历过战
   
   争的一代。诚然,我有一段时间在高炮辅助部队服役。这还算不上参加战争。不过
   
   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经历过战争及其全部灾难。您的父亲当过兵,受过重伤。我的哥
   
   哥18岁就阵亡。我的妻子是个难民。我们家是地道的德国家庭。您有一个女儿,我
   
   有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两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
   
     你我将解决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再过12年20世纪和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战
   
   争、暴力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不这么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开
   
   性的环境里,我们两人的私交也应当具有全新的性质。我愿意和您进行频繁的私下
   
   对话–书信往来,电话交谈,委派代表。”
   
     我并不讳言,这种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公务角度而言,
   
   都令我敬慕。我的出发点是,在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围中,个人的“相容性”,
   
   理解谈话对方的动机,在国际政治中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情况,只有在
   
   共同工作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只有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
   
   现。许多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决,
   
   免去了多余的外交手段和程序。我和科尔不仅逐渐建立了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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