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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8）
第十五章 党和改革
苏联共产党开始变革
在有倾向性的改革史编纂学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提法，似乎苏共几乎从一开始
就是变革的反对派，而且尽其所能地干着阻挠改革事业的勾当。也许，党内确有不
愿见到任何变革的保守分子，还有那些预感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会构成威胁的党僚
们，对改革抱着十分警觉的态度。但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识到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深
人的改革。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群有民主化情绪、
充满批判意识的人。这样的人在各个阶段都会出现。一部分遭迫害，另一些人则遵
从游戏规则行事。二十大使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
对体制搞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件事实，即
党内在不断成长起来一批或者一个阶层的潜在的革新者，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
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苏共作
为执政党尽管保守主义甚重，意识形态僵化，但终归还是经受住了这场伟大的变革。
在“最高层”有那么几个人坚信必须实施变革，而且准备亲身去冒这巨大的风
险：他们开始了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针对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盛行、意
识形态僵化，且成功扎根已有70年历史的那个体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我一起开始这
一事业的那些党的领导成员与各地区、各社会阶层、政治流派、党内的许多派别都
有联系c他们知道，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有利于革新的情绪相当强烈。据此他们信心
十足，因为我们着手的并非堂·吉河德式的行为，是会得到支持的，总之，改革不
是一天两天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中彩摸奖的口号。我国是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
的。
还应当看到，“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
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所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
意低毁。
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
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下来，不过总还得小心谨慎才是。而要是这样的事从一开始便发
韧于旁门别路，就会寸步难行，必将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这时候，社会就已经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
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
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力大爆发。应当关切的还有这
样的情况：改革体制，也就是将其逐步重建，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杠杆才做得到。
我们是从变革观念起步的。重要的是开动“改革的发动机”，并且要“行驶到”
已经无法再掉过头来走回头路的那个点位，在这个点位上我们是有着以前变革尝试
的教训的。我指的是赫鲁晓夫、柯西金；我没有忘记“60年代的人物”；我给予萨
哈罗夫、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应有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可算是由我们发端的改革的
各具特色的准备阶段。它们无不留下了自己的印痕，即使不是在结构方面，至少也
在思想方面。
可以说，指责我行动迟缓，把按照“进一步、退两步”的原则而造成的一切摇
摆不定都归到我的头上已成时尚。而如果我们严格地回忆一下事态的进程，那么从
1985年四月全会起，我们还从来没有变更过政治方向，始终都是沿着变革的道路向
前推进的。当然，也并不一直都是同一个速度，是有张有弛的。但从未有过从民主
化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后退的事。
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挖得很深，最初不过松松土罢了，想是能够得些先前所不
曾有过的好苗苗。当时已经涉及到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经营管理的新形式等问
题。改革的构思，随着运动的进展，加之积累了一些经验，其轮廓更加明晰了。运
动不是自发地、也不是按照总书记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在辩论和执政的共产党正式
机构作出的决议的基础上推进的。
如果照这些“党的里程碑”来看，改革的历史大体如下。
第一阶段，从1985年4月到1986年苏共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万事开头难。
我们摆脱了渐渐地已习惯的意识形态的模式，初步地尝试着分析要建立一个怎样的
社会，这个社会与列宁的设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在世界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我
们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尽量剔除对历史的扭曲。开始制订一份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
围之内的革新社会的计划。
在这一可说是哲学阶段之后，是组织阶段，这阶段已在研制经济、政治和法律
的改革的规划，并采取将其付诸实施的措施。而此时每前进一步都要由党、由其领
导机构的决议来安排。我记得，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关于社会
主义的过时了的观念，并建议采纳一系列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的激进措施。同年的六
月全会，批判了管理经济的行政指令方法，并明确表示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1988
年的二月全会是在“给革命性的改革以革新思想”的口号下召开的。最后，全苏第
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了改革事业从哲学思想和第一批按照“在实践中摸索的
工作方法”进行的实际行动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深人推进过渡的基础；
首先是向实施1917年之后第一次自由选举议会过渡。
于是，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研究者都应当承认，党不仅曾经是改革的发动机，
而且事实上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之前就已经同意放弃自己在社会
上的垄断地位了。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政权便开始转交到苏维；埃手里。党就像在民
主社会里那样，已经不再能指令性地决定国家的发展，而是应该通过政治手段行动
了。但它仍然是惟-一支拥有全联盟范围的组织规模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许
多党的委员会在失去习以为常的指挥职能之后自我感觉失常。
对党来说十分沉重的阶段开始了，它要寻找自己在革新中的社会里处于怎样的
地位。广大共产党员面临着实实在在要决定党的命运的问题：它有没有能力改革好？
能不能从一个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气十足的结构改变为群众性的按民
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一场全党范围的大辩论自发地启动了，矛头针
对领导的批判浪潮掀起来了，脱离党的队伍的人数急剧增长。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统
一因各共和国的分立运动而开始逐步削弱并遭到破坏。
即使在这一十分艰难的时刻，苏联共产党仍继续在对事态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
响。在1988年的七月全会上，讨论了落实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九
月全会的议题是完善党的机关结构。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核准了苏共参与选举的
政治纲领。3月，发表了新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为恢复农民是土地主人的地位。
同年的九月全会因通过了《关于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而成为瞩目事
件。1990年2月5～7日举行的全会，又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我希望读者不要埋怨这份“党的大事记”。提到党的这些会议，我想强调指出
的是，党的生活并未止息。作为苏联的当选总统，我根本不准备像现今某些人所认
为的那样，“让党听凭命运摆布”。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意图，那就照此办理，离总
书记的职位而去，而且这不也正是民主派那么坚决地要求我的么。这是再简单不过
的事了。可正因为我意识到面对苏联共产党、面对几百万共产党员，对改革的命运
应该负起责任，而我还认为，竭尽所能，使党能经历内部民主化的道路，井在新的
政治结构里具有应有的地位，也是我的责任。对于能否成功地解决这项任务，还是
让机关的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应该由提前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作出回答；
而俄罗斯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则是它的特殊的前奏曲。
光明正大
关于第二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意义我已经谈过了。这是党内的改革派和正统保
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搏斗。党在经历了将近90个年头之后，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并未放弃自己历史遗产中正面的东西，但谴责了极权主义，还宣誓要民主、要自由、
要人权。
这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也是苏共改革大业中意义重大的第一步。可跨出
这一步是相当沉重的，有过好几次千钧一发之险。代表大会之后留下了令人不安的
感受，因为所取得的进步是脆弱的。如今的苏共，一只脚已踏上“彼岸”，另一只
脚却仍留在“原地”。在这样一种过渡状态中，她遇到接踵而来的暴烈事件，这在
她的命运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在代表大会工作的头4～5天，实际上整个争论都是围绕着政治报告展开的，那
时保守情绪显然占据优势。代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和机关的发言人的言语中，没有
任何新的和建设性的内容。他们根本不想多少客观地对形势作出分析，说是党应该
亲自来恢复自己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中的作用和威望。实质上，他们是把总结
报告当作耳旁风，只是就某些个别问题作一些形式上的引用罢了。
这些发言的基调是，集中揭露并咒骂使苏共失去了垄断统治地位的领导人。许
多人从心底里抱怨经济、文化、族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点也看不到自己的过错，
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热心的改革者身上”（称他们为“破坏者”）。总之，这是统
治者阶层对改革的极端敌视的反应，无非是因为改革大有动摇他们权力之虞吧。
这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就这么说，党的领导挨了批评；事实上，他们咒
骂的只是领导层中的民主派。逐个列出名字的有：总书记、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
夫、谢瓦尔德纳泽，有些人还想起了拉祖莫夫斯基。但没有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
科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似乎也没有利加乔
夫的帐。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决议都是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的，何况也是得到中央委
员会全体会议赞同的。发言者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在争辩中保守情绪占上风，他们丢开报告不顾的做法，说明他们是有充分准备
的，我甚至说，是经中央组织部安排进行过多次协调行动预演的。正当我们在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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