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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研究“红楼”遭批判,胡风成了“首犯”去坐牢

北 京 风 云(三)
   俞平伯研究“红楼”遭批判
   胡风成了“首犯”去坐牢
   俞平伯受批判 -----------------------------------1
   胡风与梅志的爱情不期而遇 -----------------2

   颠沛流离的岁月 --------------------------------4
   胡风两拒去延安 --------------------------------5
   胡风写“三十万言书” -----------------------8
   “胡风反革命集团首犯” --------------------14
   胡风与阿垅 --------------------------------------16
   胡风与舒芜 --------------------------------------18
   流放到四川坐牢 --------------------------------19
   胡风在狱中 --------------------------------------20
   胡风精神错乱 -----------------------------------24
   胡风走出高墙 -----------------------------------27
   胡风的第一次平反 -----------------------------28
   胡风的第二、三次平反 -----------------------30
   胡风与乔冠华的半生恩怨 --------------------34
   
   俞平伯受批判
     俞平伯是我国研究《红楼梦》很有成就的“红学”家,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那场批判来势凶猛,使“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俞平伯,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他不知道有毛泽东的那封《关于研究的一封信》。直到“文革”后期,该信见诸报端,他才明白了那场批判有着怎样一个背景。
     经过了那场批判,俞平伯夫妇都是心有余悸,妻子多次劝他戒谈《红楼梦》,甚至当家人聚谈,俞平伯兴致来了大讲《红楼梦》的时候,他的妻子也总在叨念:“你就少说几句吧!”可他始终没有完全“戒”掉。但是从1966年到1986年这20年间,他从不公开谈论《红楼梦》。
     尽管如此,俞平伯并没有因遭受批判而终止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不过这些传世之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他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中,俞平伯受了更大的打击。除以前批判的内容外,还着重批判了他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说他有意和毛泽东唱对台戏。那时的大字报从文学所的大院贴到东单……
     从此,俞平伯真的绝口不谈《红楼》了。直到1986年,情况才有所改变。那年的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1954年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词中,称他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1954年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
     俞平伯在晚年很少谈《红楼梦》,没想到他在病中,却念念不忘地牵挂着它。1990年4月15日,在度过了90岁生日不久,他因再度中风,一病不起,在病榻上苦熬了半年,他是带着对《红楼梦》的惦念和不甘心离开人世的。
   胡风与梅志的爱情不期而遇
     胡风原名张光人,出生于1902年,年轻时是个瘦高青年。若不是由于在他10岁时,家中因没有识文断字的人而遇到尴尬,他父亲决心送这个三儿子去念书,他可能将在家终生务农。读书彻底改变了胡风的命运:他从乡下的私塾念到县办的官立高小,从大口岸武昌的启黄中学到以新精神著称全国的东大附中,从北大、清华再到日本留学。
     胡风在日留学期间,由于参加日本左翼文化工作和宣传抗日等罪名,被关进了日本人的监狱,受到拷问。三个月后,胡风被驱逐回国到了上海。不久,他认识了鲁迅先生,在鲁迅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工作和研究。
     在此期间,胡风认识了左联盟员、女青年屠玘华,彼此产生了感情,于这年底开始了他们长达五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
     1914年农历4月28日,梅志出生于南昌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她本名屠玘华,又名屠琪、屠棘,梅志是她的笔名。
     “九•一八”事变后,梅志全家迁往上海。梅志考入培明女中,为了半工半读,她开始在一个新贵之家为两个孩子做家教。
     江西同乡韩起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3年夏,胡风在日本因参加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从此,左翼作家联盟的阵营里又添了一位新战士。
     1933年6月下旬的一天,梅志来到虹口韩起夫妇的家,见有一位体形微胖并有点儿谢顶的男子在座,经介绍才知道此人是“左联”领导人之一的“谷非”(胡风当时常用的笔名),现寄宿在韩起家中。梅志见有生人在场,半晌才将来意说明。原来一位姓钟(钟潜九)的朋友被捕后入狱中寄来一封信,说希望能给他寄点钱,还想要一本可在狱中翻译的英文书,可是她无钱可寄,也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一本合适的书;此外,她现在已经离开了先前做家教的人家,所以想请求调到离家较近的“左联”小组参加活动......
     梅志的话刚刚落音,胡风就从钱夹里取出5元钱请她先寄去,说等他寄存在别处的书箱取回来,大约可以找到一本适用的书。那天,梅志发觉胡风总在注视她,目光里充满了温情。
     在胡风提议下,梅志后来就由他直接领导。最初的交往贯穿着借书、读书,谈书的内容。半年后的一天,胡风表白心迹说:只有她才能将他从混乱的感情里挽救出来。梅志感到既幸福又惶惑:她觉得自己还太年轻,应该干一番事业,不宜过早地为家庭生活所羁绊,于是想悄悄地离他而去。但胡风竟冒着被捕的危险跑到地处“华界”的她的家中去找她。她当时不在,得知后十分担心,便跑去看他。
     推门的声音将胡风从梦里惊醒,他翻身下床,抓住她的手,将她按在屋中惟一的一张小沙发上,自己半蹲在她面前说:“你害得我好苦啊!我是下了决心向你求救的。你怎么这样狠心?我这个漂泊的人,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个归宿......”他凄苦地垂下头,伏在她的膝上。
     从此以后,他们的感情日益密切起来。1933年12月24日,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开始。转年初,他们租了一间小屋。有时,“左联”领导人的碰头会就在这里举行。
     胡风当时在上海中山教育馆担任日文笔译。
     1934年10月下旬,他们的儿子出世了,取名“晓谷”。鲁迅赠给刚做母亲的梅志一面精美的带有活动手柄的圆镜。梅志舍不得用,将它珍藏在箱子里。
   颠沛流离的岁月
     1938年“八.一三”沪战爆发时,梅志和晓谷正在湖北蕲春乡间胡风的老家。9月下旬,胡风主编的战时文艺期刊《七月》出版了第三期后,他辞别了梅志的母亲和妹妹,离开上海,奔赴武汉。12月初,胡风将梅志母子接到武汉。
     武汉的夏季酷热难当,敌机几乎每天都来空袭,一来就是四五十架,黑压压的遮天蔽日。而这时梅志又怀孕了。带着孕期的反应,还要不时地躲轰炸,实在太难。不久,他们一家三口人踏上了奔往重庆的艰苦旅程。1939年元旦过后没几天,轰炸声中,梅志在重庆一家旅馆里生下了女儿,取名晓风。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重庆进步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周恩来部署下开始向延安或香港转移。胡风不肯去延安,选择了去香港。5月初的一个凌晨,胡风一家离开重庆前往香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之沦陷。1942年1月初,中共地下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与东江游击队配合,护送来港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安全转移。胡风、梅志带着儿子,汇入难民的洪流,走了两个多月,于3月初到达桂林。
     在桂林停留的一年多时间里,梅志协助胡风编辑《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在此期间,梅志写出了一篇优美的童话诗,在《青年文艺》上发表了,还出版了单行本,题为《小面人求仙记》。
     1943年3月,胡风一家又辗转回到重庆。1944年,梅志的短篇小说《中元夜》在《抗战文艺》上发表。在这一年,她成为“文协”的一名会员。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风雨飘摇,像胡风这样的左翼文化人随时都会遭遇不测。有时,风声一紧,他就只好躲到朋友家中。这年深秋,梅志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晓山。
     1948年春,香港出版的左翼期刊《大众文艺丛刊》上开始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1949年7月召开首届文代会。1952年6月,胡风四次应召进京,中间还曾赴四川参加土改。
   胡风两拒去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胡风主编《七月》、《希望》以及“七月”丛书时,刊发了包括丁玲、艾青、田间、胡征、鲁藜、鲁煤(牧青)、贺敬之等在内的大批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起了一种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的精神桥梁作用。
     抗战期间,胡风长期工作在重庆,与周恩来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的提名,胡风成为由郭沫若、阳翰笙分任正、副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十名专职委员之一。
     抗战初期,胡风发表了大量的诗作,其中《为祖国而歌》、《血誓》、《同志》、《敬礼》、《给怯懦者》等五首,是他在十天之内创作的。
     胡风有多次的机会去延安,但他自始自终都没有作出这种选择,而且有两次是婉言拒绝了中共领导人的建议。
     第一次发生在1939年5月24日,是董必武转达周扬及他自己的动议。
     一天中午,天晴,热得很。董必武来看胡风,他穿着的天蓝色纺绸长衫都给汗水浸湿了。董必武对胡风说:“我这次从延安来,周扬托我带个口信,请你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中文系主任,不知你愿不愿去?那里有好些年青人呢。”
     胡风听了这话有点吃惊:周扬怎么会想到请我?我应该答应吗?他想了一下回答说:“能让我考虑一下吗?再说,延安人才济济,何必请我去呢?”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董必武说。
     “那倒也对,等我考虑好再说吧。”
     周扬的这一番邀请,令胡风感到非常突然,因为在上海时,他与周扬在“左联”内部就文艺理论问题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以致后来彼此心存芥蒂。因此对周扬的邀请他颇为犹豫。
     下午四五点钟时,胡风又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是他的警卫员送来的,约胡风夜里去会他。
     胡风见到周恩来后,把他的工作和自己的想法都同周恩来详谈了。最后胡风说:“我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用笔凿穿一下他们的鬼脸总是好的吧!”
     周恩来同意胡风的决定,他说:“国民党地区需要能公开出面的人,不一定非到延安去不可。这事我为你向他们说明一下,你留下吧。”同时,周恩来又给了胡风一个任务,要他劝说梁文若不要和吴奚如谈恋爱,这对党的影响不好。“朱惠又不同意和吴离婚,叶以群也不会愿意的。因为你是他们的朋友,还是由你向他们多做工作。”胡风满口答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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