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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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之亡:仁义不施,攻守势异

二十、秦朝之亡:仁义不施,攻守势异一秦王朝说强大是真的强大,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说脆弱是真的脆弱,“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对秦王朝成功和灭亡的原因,古今有很多分析,以贾谊《过秦论》最为中肯。贾谊指出: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国强大的原因很多,如地理的优势,变法的作用,战争策略的正确,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但最根本的还是当时的天下大势,春秋战国,战乱不断,天下疲弊已久,人心向往统一。秦国的统一追求,与这个大势的势头方向相同。

   不过,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统一有多种形式,儒法两家的统一性质截然不同。(详见《君主制之思---兼论统一的模式和善恶的传染性》)。法家统一之后,“元元之民”不仅无法“安其性命”,反而更要丧性失命。

   当然,这是不能苛责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具备“择法之眼”。多数文化人亦浑浑噩噩,“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非为是,以凶为吉。”“驱逐樊笼陷阱之中却不自知避也”,何况一般民众?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绝大多数人只有亲自领教了暴政的厉害,才能觉悟法家统一的可怕。于是,时移势易,人心大变,天下大势随之而变。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可以用贾谊一句话概括:“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统一天下,结束持之以久的战乱,本来形势很好,威望很高,但秦始皇仁义不施,反而焚书坑儒,暴虐天下,让民众活得比战乱时代更加悲惨;二世又不能改其错误,改邪归正,终致国覆族灭。秦朝的兴亡,充分说明道德对家国和政治的重要,说明“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道理。

   秦王朝乘势而兴,缺德而亡,这是历代有识之士的共识。汉初叔孙通、陆贾等人探寻关于秦灭亡原因,也是归结于此。杜牧《阿房宫赋》在文末说:“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其观点与贾谊们一脉相承。

   二焚书坑儒是秦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过而改之,善莫大焉。这指的是一般过错或罪恶,如果是死罪,一旦犯了,就要被判处死刑,丧失了改的机会,放下屠刀还是地狱。一个政权也一样。焚书坑儒之后,秦王朝就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想改良都不行了,即使回头不再是岸。

   法家反孔反儒。秦王朝自秦孝公重用商鞅以后,儒家就一直被边缘化,但都不像秦始皇那样疯狂。而秦始皇反儒也有个过程,力度是逐步增强的,到焚书坑儒才达到高潮。这之前,朝廷上有不少儒生,虽不受重用,但在朝廷中亦有一定的话语权。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汉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四篇则《黄公》。黄公名疵,复作秦歌诗。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博士伏生学问高深,尤精《尚书》。到了汉文帝时,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博士淳于越是太子老师,最为骨鲠。李斯上表焚书,淳于越反对,触犯了律令,被革职回乡。回乡路上他又上表谏阻焚书和为扶苏呼冤,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另外,《说苑至公篇》载,有鲍白令斥始皇行桀纣之道,骨鲠仅次于博士淳。

   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上邹峄山的时候,立石刻碑,与鲁诸儒生讨论刻石赞美秦德和封禅望祭山川等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加以反对,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李斯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限期交出烧毁,有敢私下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这是焚书。

   第二年,两个术士(术音述,通假,术士即述士,即儒士,取自“述而不作”之意,参见刘向《说苑》“坑杀儒士”,又参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述亦作术)侯生和卢生,私下批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这是坑儒。两件事合起来,史称焚书坑儒。

   不论哪种形式的极权,必然暴政,必然制造国内恐怖和文化犯罪。秦政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极权,而焚书坑儒是极权主义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犯罪,堪称古代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有史以来对中华文明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焚书坑儒发生于秦始皇三十四、三十五年,距离统一天下已经八、九年了(秦始皇是登基二十六年的时候初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的)。坑儒之后,朝廷上仍有儒生,只不过都成了装饰品。

   叔孙通,最为聪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攻城占府,秦二世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多人奏说,应该赶快发兵镇压。叔孙通发现皇帝脸色不好,低声恭维说,皇帝英明,仁爱四方,威严可敬,那些犯上作乱者成不了什么气候。皇帝听了,抓了建议发兵者,唯对叔孙通大加奖赏,并晋升他为博士官,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

   三《说苑》记载,坑儒事件中,侯生侥幸逃脱,又被缉拿归案,他在临刑前与秦始皇有一段对话,披露了自己的真实心迹,颇为准确地预示了秦王朝必亡的命运和原因,兹特节录如下:

   秦始皇问,"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仰台而答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具体事例略)所以自奉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殚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惧臣之乡,惜陛下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

   坑儒活动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进行的。这个时候,表面上看,秦王朝异常强大,没有任何要崩溃的征兆,侯生却听到了丧钟的敲响,一针见血地指出:灭亡之势已成,难以逆转,秦始皇只能坐而待亡了。

   因为:一,秦始皇即使想改变,也不可能变成尧舜,像尧舜那样,道德上以仁为本,政治上以民为本;二、原先朝廷上多少有些儒生和君子。现在没有了。现在的帮手们都不成,秦始皇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纵然想改弦更张,也是孤轮不转,独翼难飞。秦王朝的悲惨命运已经生铁铸定。

   古今中外,所有暴政恶势力的崩溃灭亡都仿佛突如其来,“其兴也勃然,其亡也忽然”,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其实是有迹象可见、有规律可循的。君子见几,此之谓也。

   秦始皇听了侯生一席话,喟然长叹,把侯生放了。不久秦始皇开始巡游,三十七年十一月巡到云梦,祀虞舜于九疑山,祭大禹于会稽(祭拜儒家圣王呢),不久他就崩于沙丘。之后,秦二世上台,很快就玩完了。

   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寡助之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最亲信的亲戚和心腹都有可能成为夺命大敌。秦始皇固然知道侯生讲的是真话,但他只怕万万想不到,他的大秦王朝、万世江山和秦氏家族,会毁在最信任的丞相李斯、中书令赵高和最宠爱的小儿子胡亥手里。机关算尽太聪明,人算不如天算啊。

   四注意,法家并非完全不讲“道德”,而是将道德标准打乱和颠倒,以肆意极欲、奢侈暴虐和阴谋诡计为圣明,以严刑峻法“督责之术”为帝道,以秦始皇之类东西为明君圣主,以无限拥戴暴君为忠;法家的道德观,与儒家正好背道而驰。

   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起义,各地风起云涌纷纷响应,秦二世很不高兴,多次嘲笑指责李斯,李斯遂给秦二世上书,认为必须进一步“明申韩之术,而脩商君之法”、采取“督责之术”,加强政治高压,让朝廷官员和老百姓提心吊胆救过不暇,就不敢谋反了。李斯这封上书,堪称道德颠倒的典型,值得录下共赏: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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