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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邓小平,傅高义误读中国

   近期,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精通中日文的美国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出版了他历十年时间写成的新书: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译本,书名译为《邓小平时代》。
   
   该书的价值与欠缺
   
   该书涉及:邓小平个人成长及其家庭生活;与毛泽东的微妙关系;在改革时期扮演的角色。后一方面,是全书重点所在。该书总的基调,对邓小平充满赞誉:一个务实的改革者,为中国找到了富强之路,让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脱离贫困。


   
   然而,正如该书中译者冯克利所说:本书最有价值的,“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在中国的内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使傅高义难以将故事讲得像外交活动那样细致生动……”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则认为:“尽管很有叙事技巧和高超学术水准……但傅高义的论述值得商榷,例如,他对英国和香港政治的了解就颇为欠缺。”
   
   限于礼节,上述两人尽量客气,没有把话说透。实际上,作为一名外国的“中国通”,尽管名气很大,傅高义对中国内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确,而且充满误读。
   
   傅高义误读中国
   
   误读之一: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不论对与错,出发点似乎都是党和国家;傅高义似乎忽视了,邓基于个人利害的出发点。比如“六四”,傅高义承认:邓确实没有处理好“六四事件”,但却替邓辩护说:谁也不知道,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着眼中国的统一与中共统治基础,当时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下的判断也许是对的。”
   
   其实,1989年,年届85岁的邓小平,考虑得更多的,是他自己,只想安度晚年,不能忍受政治上再被打倒。设若当时的抗议学生,没有把矛头指向邓小平,邓或有不同选项。邓利用手中军权,调兵镇压的同时,也预备了全家逃难巴基斯坦的方案,这证明,出于个人和家族利益,邓孤注一掷,不是为那个国,也不见得是为那个党。至于傅高义提到“中国的统一”,更与民主运动风马牛不相及。
   
   误读之二:傅高义忽视了人性的差异,他就像写美国人一样,去写中国人。殊不知,在中美迥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两国人性表现具有差异显著,尤其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在美国,人性普遍向善;在中国,人性普遍向恶。部分的原因,美国拥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更兼民主与法治的恒久,博爱精神广布于社会;中国拥有漫长的封建厚黑政治传统,盛行独裁与腐败,到了迷信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共产党时代,更形登峰造极,恶之花遍地盛开。
   
   邓小平,无毒不丈夫
   
   傅高义无从了解或无法领会“无毒不丈夫”这个中国成语,因而也就无法深入邓小平的中国式个性、行为心理及整个内心世界。中共建政之初,邓小平主政西南,执行毛泽东的血腥土改路线,滥杀地主富农,不遗余力;五十年代末,毛策动“反右”,邓是前线执行人,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遭到整肃,到了毛死后的“大平反”年代,出于自我保全,邓竟拒绝为“反右”认错、反对给“右派”平反,仅用“摘帽”、“改正”的名义,予以搪塞。
   
   邓小平在“文革”中落马,却受到毛泽东另类优待,既没有被关入牛棚,更没有被迫害致死,连一根毫毛都没有被动到。其中大有文章,如果仅仅因为历史上,邓曾紧跟毛,是毛的铁杆、心腹、亲信,并不足以让他在“文革”恶浪中幸免于难,同样曾为毛铁杆、心腹、亲信的林彪、陶铸等人,其下场足以为证。
   
   况且,发动“文革”,毛要清算的,就是他深恶痛绝的“刘邓路线”,邓正是毛要打倒的第二号人物,如何又得以安然苟全?只有一种可能:在个人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邓小平出卖了刘少奇。至于他如何出卖、如何检举揭发、如何一举打中了刘的要害而令毛放过他一马,此一绝密,应该仍在中共档案中。外界已能知道的是,邓是中共党内最善于写检讨书的人,其中的一封检讨书,甚至起到了“文革”末期让毛准他复出任职的作用,尽管,三年后,濒死的毛,再度将他打倒。
   
   毛死后,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毛夫人江青、毛侄子毛远新等,根本扭转了中国历史方向。原本靠边站的邓小平,通过幕后活动,得以让华国锋准他再次复出任职。但几年后,邓恩将仇报,冷酷而无情地将华排挤出领导层,自己大权独揽。
   
   邓并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傅高义的书,重点在改革时期,但即便根据傅高义陈述的事实,也可以发现,邓小平并不是各项改革的倡导者。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由华国锋和谷牧首倡;农村联产承包,由万里和赵紫阳提出并试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由胡耀邦提出和主导;其他诸如发展个体经济、价格双轨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试行农村基层选举等,大多由赵紫阳提出并施行。
   
   《邓小平时代》的中译者冯克利指出:“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过是改革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其实,早在前些年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中,赵就强烈暗示:邓并非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至多是赞同经济改革的政治强人。
   
   客观而言,大权独揽的邓小平,以他个人的强势,为中共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邓的强势和独断,迫使中国的改革,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无法扩大到政治和社会领域。
   
   强人政治之恶:毛邓殊途同归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扭转了毛泽东路线,进而挽救了中国。事实上,邓小平抛弃的,是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但依然沿用了毛泽东的组织路线,即,继续借助于共产党这个庞大的党机器,统治和禁锢十几亿生灵。
   
   毛泽东的统治,以破坏为主,不断人为发起不应该发起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邓小平的统治,表面上,以建设为主,但却不断人为压制不应该压制的政治诉求(民主运动)。毛让中共官员吃尽苦头(批斗),邓让中共官员尝尽甜头(腐败),手段不同,却都以维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为最高目的,殊途同归。主观、人为和强求,毛邓二人,从不同方向,扭曲了中国。这是强人政治之恶,也是当代中国之难。
   
   毛泽东死后,设若没有邓小平,设若就是华国锋,一个相对的弱主,更愿意倾听、让步、妥协、甚至适时退位,在国际民主潮的冲击下,中国民主化,或早已实现,不见得落伍于东欧和苏联,更不至于落后于北非、中东、乃至缅甸。
   
   今日中国,仍处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是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江血腥镇压法轮功、胡铁腕钳制西藏和新疆,表现他们对邓镇压路线的延续和效忠。“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邓的这一心愿,得以实现,甚至被“超额完成”。在选定接班人方面,虽都历经反复,但邓胜过毛。
   
   邓虽死,无论江还是胡,都无法摆脱邓的阴影,精神上,仍是邓的傀儡,从这一视角,也可见江胡等辈与邓智力与魄力的悬殊。借用薄熙来的一句话:江、胡等人,不过是“替红二代看守江山的家奴”。说到底,今日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时代,并没有什么“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
   
   鉴于邓小平政治上的保守,虽在经济领域超越毛,政治上却无所翻新。因此,今日中国,是邓小平时代的延续。当然,也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经济上是邓的遗产,政治上是毛的遗产。
   
   中国人终将否定毛邓
   
   “文革”后,西方人吃惊地发现,最憎恶“文革”的,竟然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本身;东欧解放和苏联解体后,西方人又吃惊地发现,最憎恶共产主义的,竟然是经历过共产主义的东欧人和苏联人本身。据此推论,否定邓小平的,最终,将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迄今,毛泽东和邓小平仍然被中共官方高举着,艰难地高举着,一旦这种高举被放下来,不论毛还是邓,都将被中国人弃若敝履,都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傅高义赞誉邓小平的这本书,在中国却遭遇出版困难,仅仅因为书中写到了“六四”。中方要求删节后才能出版,傅高义表示,如果删节太多,就不考虑在中国出版。这一争执,准确折射中国政治现状,或曰,中国政治吊诡:关于“六四”,任何涉及,不论从负面还是正面,都令共产党当局尴尬万状而无所容忍;它要求完全的遗忘。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7月号)
(2012/07/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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