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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推倒政治局,重建共和制——兼驳胡鞍钢《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16/2012
   
   
   作者: 余 杰
   

   中国民众对中共的痛恨已到了历史最高点,执掌最高权力的九常委正是众矢之的。以胡锦涛为首的九常委,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而非“大国崛起”的缔造者。中国民众呼唤的不是一群垄断绝对权力的僭主和寡头,而是重建宪政共和的“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在宪政共和的制度背景下,中共的一党独裁将成为历史,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也不能继续“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中国当然可以选择总统制、议会制或混合制的权力架构——那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胡锦涛驾驶的“河蟹号”即将到站,这长达十年的快速行驶,究竟驶向的是黄金世界,还是穷途末路?在其身兼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三大要职统治中国的最后几个月里,胡锦涛最操心的事,是如何将心腹干将调遣到各要害部门和地区去“卡位”,以确保交班给“自己人”。这样,在退休之后,其家族就不会遭到其他派系以反腐为名的清算。其次,胡锦涛命令文宣系统摇旗呐喊,营造出一张 “美好十年”的亮丽的成绩单。就好像当年拿破仑急不可耐地从教宗手上抢过皇冠给自己加冕一样,胡锦涛也手脚并用地给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
   
   上行下效,御用文人们遂争先恐后地加入这场大合唱之中。不久前,曾经不可一世的薄熙来突然失势,使得诸多参与炮制“重庆模式”的无耻之徒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依附薄熙来的崔之元、孔庆东、萧公秦等学者文人顿时名声扫地。然而,前车之鉴,后来者罔顾,薄太阳虽然落山,胡太阳却更毒辣。独裁者自我膨胀,吹鼓手永远不缺。只要是臭气熏天的垃圾桶,总会有无数苍蝇盘踞其间,争相掠食。
   
   顶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显赫头衔的官方经济学家胡鞍钢,也曾到重庆“打秋风”。直到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他还在新书《二零三零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赞美薄熙来的政绩:“重庆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上为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重庆鲜明地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的指标,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率先的,有示范意义。”胡鞍钢在多个场合宣称,重庆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重庆正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的黄金期,这里的三千多万人民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过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再来看,就可以看出重庆创新的历史意义。我希望重庆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话音刚落,薄熙来轰然垮台,所谓的“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亦灰飞烟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胡鞍钢唾面自干,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投靠新主人去了。看来,他并不相信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很快,胡鞍钢又有新产品出炉: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以欺骗人民为己任的《人民日报》之海外版,登载了胡鞍钢的大作《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
   
   胡锦涛胡作非为,胡鞍钢胡言乱语
   
   这篇文章使用了比过去赞美薄熙来肉麻百倍的话赞美胡锦涛,毕竟,“改过自新”需要有最大的“诚意”。胡鞍钢说:“过去十年是中国全面发展的‘辉煌十年’,不平凡的十年。中国先后有效处理了‘非典’公共卫生危机,及时地应对汶川大地震,提前完成世界最大规模灾后重建任务,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圆满完成‘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他接着指出,这十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比如,经济总量从位居世界第六跃升为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量从位居世界第五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研发支出总量从位居世界第五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
   
   这些眩目的数据,对于胡鞍钢和胡锦涛来说,当然是自慰的催情药;但是,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数字只是数字而已。藏人自焚,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未惠及他们;什邡市民上街,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他们有害无益;连一向养尊处优的香港人都发出怒吼,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且不说这些数据背后有多少水分,即便全都千真万确,难道就能说明中共的统治是成功的,而且这些数据是中共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吗?
   
   当年,希特勒交出经济发展的数据,让胡锦涛的数据黯然失色: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平均达到百分之二十七。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增加一倍。一九三七年,德国工业产值居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一九三七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时,美、英、法等国的工业生产都下降了,惟有德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在上升,因此也一度被其他国家视同拯救经济危机的“救星”。德国学者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中指出:“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的生存状况比战前要好得多。希特勒知道:‘当最穷的人成为德国最忠实的子民,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他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以被抢劫了的犹太人和被占领地区的其他民族为代价。”但是,第三帝国真的走出了一条“具有德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吗?第三帝国的辉煌仅仅维持了十三年,留给德国人民的是尸横遍野、断壁残垣。
   
   如今的中国,正大步走在昔日法西斯德国的道路上。不过,在让普通民众“利益均占”这一点上,胡锦涛做得甚至还不如希特勒。德国历史学家兼作家格尔德•柯能(Gerd Koenen)断言,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方面,政治、经济精英日益腐败,中共正在演变成一个僵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民众对革命的期待不断增长,与中共渐行渐远。他给出的是一连串毋庸置疑的数据: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每年的投资率增长到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五十的荒唐地步,而消费率下降到全球罕见的百分之三十五。尽管居民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是,缺乏社会保障的人们不得不厉行节约:为了养老、为了治病、为了子女教育、为了住房。在社会不平等的“基尼指数”中,中国的排名也相当糟糕。
   
   格尔德•柯能对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评估,与胡鞍钢截然相反。他认为,胡锦涛并未给中国带来持久的稳定,中国的两种大趋势显而易见:首先,掌握国家权力者和虚假的私人经济精英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腐败。自从一九八九年以反腐败为主要诉求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后,腐败成了党最大的吸引力——那些并不相信党写在书面上的纲领的年轻大学生们,挖空心思争取入党,是为了分享党的特权。在胡锦涛的两届任期内,中国变成所谓的“太子党共和国”,无论是掌握中枢权力的胡温,还是在地方上为所欲为的薄熙来;无论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及“毛派”,不管在表面上有多大的差异,但在贪污腐败上,却惊人地相似。薄熙来垮台后,全世界都在像看马戏一样看薄家被爆料的丑闻,其实胡锦涛家族何尝好过薄家半分?早在二零零九年七月,英国《每日电讯报》和非洲媒体就报道,胡锦涛的长子胡海峰执掌的清华同方集团威视公司,在纳米比亚卷入诈骗和行贿丑闻,并遭到司法调查。这个消息并未“进口”中国,也未让胡锦涛警醒,乃至出手约束家人。因为在这个“你腐败,他腐败,大家都腐败”的烂泥塘里,如果“不腐败”,就连傻子都不如。就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利益,都落入特权阶层的腰包。
   
   格尔德•柯能继而指出,中国未来的第二个趋势是,“不断增长的期待革命”以近乎经典的方式呈现出来。无论是全国逐浪高涨的每天超过三百起、每年超过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党与受过教育的、国际化的新兴中产阶层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都是如此。官民敌对的态势难以改变:“这个统治的党已经让自己陷入一场竞技,导致残酷的人类学实验:在一个大众传媒日益密集的世界,借助一只网络警察大军要将数量不断增长的文字、图像、言论和事实从语汇中、最终也从社会记忆中‘删除’。”这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不过,胡锦涛有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心壮志:他命令国库拿出每年六千多亿的预算,用于“维稳”。但是,如同一道千疮百孔的堤坝,孔洞在流水的冲击之下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而可以用来堵住空洞的沙包却有限,并会越来越少。到了沙包用完的那一天,该怎么办呢?这一点不在胡锦涛考虑的范畴之内。他认为,只要顺利交班,就万事大吉。难怪以接班人习近平的幕僚自居的张木生,咬牙切齿地诅咒胡锦涛玩“击鼓传花”游戏,将炸弹当鲜花来传递。
   
   对胡温及其接班人启动政改抱有期望的人,要么是因为愚蠢,要么根本就是帮闲。历史学家余英时对此洞若观火:“我们知道,现在除了等待社会自己变动以外,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对共产党本身,以及它未来的十八大,决不能抱以任何希望。”
   
   僭主制从来不可持续,中常委多半不得好死
   
   
   在一番溜须拍马之后,胡鞍钢自我设问说:“为什么中国如此成绩辉煌又如此巨大成功呢?”顺水推舟,他的这篇文章的主旨便呼之欲出了:“从政治发展的特点和条件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成为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胡鞍钢能以“臭老九”的身份入选十八大之党代表,说明其深味厚黑学之真谛。他深知:与其吹捧抽象的共产党,不如吹捧具体的九常委,因为真正操纵中国命运的是这九个人,连中央委员会都是空壳,更遑论党员代表大会了。
   
   “集体总统制”是胡鞍钢冥思苦想之后的一大发明,跟毛泽东发明的“民主集中制”一词一样,让人莫名惊诧、啼笑皆非。毛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痞子流氓,犯低级的政治学错误倒还情有可原;而胡鞍钢是一名曾游学于多所西方名校的博士和博导,却故意扭曲政治学的基本名词,睁着眼睛说瞎话,则是不可原谅的。以“集体总统制”这个驴非马的概念来比附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体制,也算是“河蟹社会”特有的黑色幽默。
   
   中共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的领导机构,但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政治局和中常委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中央全会由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行使其职权,而中常委又在政治局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所以,中常委就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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