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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民国在当下“当归”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5/2012
   
   作者: 陈永苗
   
   宪法认同并不是一种道德立场,而是宪法如何作用于人,尤其是民众。制定一部宪法抑或回复一部旧宪法的重要性,并不是总体决定性,没必要把一切捆绑进来论。阿伦特说,美国宪法是是美国革命的保守性终结,革命第一性的,而只有革命才能承载总体决定性,在宪法之下的革命,首要的是革命,才有宪法下的革命。建议用“民国当归”来重建海内外的根据地,八九之后丧失的民主宪政根据地。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政改成为一种骗局:早死早超生
   
   往改革的路径越走一步,人民死得越惨。按过去的理解,更多几个体制内的温家宝式良知,欺骗性更大毒害更大,人民更受罪。那地方就像黑洞,越往里面填东西,黑洞越大,越害人。这就是为什么公知,那一些体制内良知,那一些启蒙遭受极大批判背后的原因。
   
   党内改革派算党内唯一有欺骗性的资产,搞掉彻底就没了黑乎乎的一团,当下唯一不自觉的自己在干坏事,干着坏事觉得自己是为民族国家做贡献而很有意义而陷入精神病不自知的,就是党内改革派。1968年之后东欧之所以转型成功,那是因为党内改革派成了臭大街的老鼠http://roll.sohu.com/20110815/n316373108.shtml
   
   批判启蒙,就是对党内改革期待的否定,就是对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的否定,就是对中产阶级构成先锋主导的否定,就是对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的否定,就是对党内性的否定,就是对四五一代的抛弃,就是建立民间的主体性,就是突出8090后的将来决定性地位。过去的启蒙之路是黑洞,越投资将来爆炸越大。
   
   在这样的体制之内,坏人和没有自我救赎的人,起的作用更大,想一想苏妲己吧。就像一个死水里面,强调自我救赎的人,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少也少不到那里,多少取决于专制的压迫程度和偶然的技术条件,如网络。我认为多一些坏人,就会早死早超生,多一些良知,更拖延更坏。
   
   我们不争夺对过去历史的解释权,如对反思文革就让老人自己烦恼吧,别用来烦我们,我们的自己的困境要比文革大上几百倍。我们不对已经判处死刑的,千百次再写死刑判决书,我们只对能够与我们争夺将来的,会污染毒害将来的改革启蒙派进行开展,因为我们渴望一个美好的将来,由不得改革启蒙派来污染。
   
   启蒙改革派已经污染毒害了当下,浪费了三十年时间,延续了专制,我们的将来再也不要是过去三十年的延续,再也不要浪费了,我们急迫的渴望实现民主自由。启蒙改革派是体制(包括延伸区域)内唯一有欺骗性的正面价值,看起来像是灰色的,打掉的话,体制就是乌黑乌黑的。
   
   改革与抛弃改革,这就像赌局中的大小,以前在改革中下的注下的太多了,越输越下,就像一个痨症的病人,越输越下,最后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老婆。再里面下注,想翻本回来,这就是今天的改革派,启蒙派,将来会输得大小头都没了,被砍了大头切了小头。
   
   可移民性破了政改
   
   政治观察能力很大程度必须能移情的,“体谅地”理解对方,设身处地地想。可移民性是当下和将来政治中极为重要的要素和参考指数,它瓦解任何良性的可能,任何政治批判都严重加以忽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权贵有了绿卡,他们就相信他们自己是例外,长期的特权意思,就像贪官相信自己出事是偶然和例外一样,已经不相信民众报应能否施加于他们身上,他们已经找到了足够的安全感。对民众的报应能力,严重地当作不存在,或者严重忽视。有绿卡有权力,就成了他们安全感的宗教信仰。
   
   有了绿卡,那也未必报应临在他们身上。又不像以前希腊或者其他没有可移民性作为重要因素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根基不可移走。今天权贵他们的根基已经完全转移,革命和报应因为处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很难产生将他们家族连根拔起,在这个地球上毁灭的可能。
   
   还有一个可以改旗易帜。就像苏联那样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掌握他们手上,只要他们改旗易帜,又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中产阶级肯定继续依附在权贵身边。民众的正义反抗,仇杀,还会被维稳,当作叛乱。像杨佳们一样被绞杀。
   
   国军军官喊着,兄弟们跟我上,共军军官喊着,不惜一切代价,同志们冲啊。百年以来,革命中卖命流血抛头颅的是我们民众,掌权享受无尽好处是你们民众。49年之后的建设和78年的改革,我们的牺牲是无底洞的。我们和你们,有什么好我们的,是没法呆在一室的寇仇。
   
   现有的分赃机制,亲疏有别,从里到外,里面的用人民币保护好,例如官员和军队,越在体制内越保护;外面的去死。改革就是把多数人的基本权益,用貌似合法的手段卷走。靠近的人分到残羹或碎屑,大众只闻其味见其形,分享不来,想分享的,会被辗灭,会被消灭,消灭时,还有各种合法借口。作为“被殖民地”(被物化,成为被征服的自然)的中国农民,最后生命防线,不在农村土地,而在于死亡本身。
   
   改革已经终结,改革就像一个魔盒,拥有它的人一旦打开,自己就会魂飞魄散!可移民性是改革受益者的身份特征,注定改革已死。可是有一不同的是,现在绝大部分掌握资源的权贵,已经扎根于外国。在外国有根,这个对政改的可能性,影响特别大,几乎断绝了。可是当崩溃之前,即使没有希望移民的人,也都希望,或者觉得自己可以移民,那么所有的分化,其裂痕大不过夫妻吵架。
   
   所有对政改有利因素,不值一提,不会起作用。这一些都是龟兔赛跑中的乌龟。凡是高尚的,都是被迫的,如日本有外国入侵,晚清有甲午之败,处于灭国亡种统治者覆巢之下无完卵之时。可是当下的统治者,已经把根扎在外国,没有亡种之虞。可移民性这个参考系数,干系极大,基本能保证中国灭国亡种概率极大。
   
   当下的回归民国行动
   
   意识形态(道德形而上学)如果要发生作用,那就必须在苦难或者例外状态中。单纯意识形态本身意义不大。社资之争没人相信,就在于冷战终结和中共体制的攫取吸纳底层精英能力已经丧失。必须在苦难或者例外状态之上,重新塑造新的意识形态,例如我的“改革已死民国当归”,才对历史有反推动力,对现实有反作用力。
   
   霍布斯有一句话,他说他要解决当下和未来的问题,而不解释过去的历史。毫无疑问,民宪派的历史解释和辩护,有着指向解决当下和未来的维度但过于隐晦,这与启蒙派毫无二致,同样处在去政治化。政治的首要性就是清楚在放在眼前。隐含着就意味着暧昧,随时可能不在场,不确定性就意味着可能缺失。政治性问题在当下无从回避,且处在首要位置:民国和我们的关系,民国如何回归于我们。要在当下和未来处境为前提出发,来设置民国历史议题,不要沉湎于当年中共叛乱成功的迷惑进行争论。灵魂为其所拘役。
   
   对民国历史的质疑,对国民党独裁历史的否定,是“民国当归”的助力,并不是阻挡,一定要跳出“要么国民党,要么共党”的二元非此即彼处境,批评了国民党,并不帮助中共,同样绊倒中共。
   
   不是说观念不重要,而是说观念带动政治是不重要的,行动才能带动,且反过来塑造历史和观念,赋予历史以政治性。新浪微博“rifle76”说:未来取决于行动,行动取决于对当下的感受和判断而非历史。这种以史自矜的见识优势感只会孤立自身。又见学习历史统一认识才能如何如何,意思不大。
   
   对民国历史甚至包括对宪政现状的质疑,是通过成功的政治行动,不断地把他们抛弃到黑暗领域,也就是行动让他们主动闭嘴,并不是历史知识和启蒙能做到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自己的利益和阶级地位情感等出发撰写的一面之“辩护词”。
   
   连在网上讨论民国问题,都要是非政治的文化热,是一种犬儒。强有力的历史真相启蒙解决不了什么。不是通过启蒙民国历史获得普遍性,而是通过互相守望帮助维权。新浪微博“书海飘香19”等把民国史放入十九、二十世纪全世界遏制极权主义的努力中,这还是独一份。对民国史的梳理和阐释,如果服务于过去和当下的抵抗维权,则闪闪发光。
   
   大部分中间立场的人,就像女人,受制于强有力行动,需要被征服,而不是单纯说理。民国当归,建立起民国与我们的联系,如8090后需要中华民国护照,就会自动强化民国的信仰,让质疑变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当把焦点聚集在历史真相之上时,推动一种知识政治时,就是一场没完没了,永远拉锯的拔河游戏。
   
   民国在民众获得利益之中,也在利益之上。过去的右派启蒙身上的毛病,民众与他们的断裂,在民宪派启蒙时,是一模一样的。批判他们,民宪派照样没有把问题解决。民众与启蒙派两层是黏不上去的。
   
   就拿蒋中正的“汉贼不两立”来说,就不是国民党与中共非此即彼的牢笼,非此即彼是中共的一种灵魂奴役,把国家民族和人民,以及法统垄断于自身,并且也把国民党塑造成自己一样。汉在国民党之中,更在国民党之上,而在中共的灵魂奴役中,中共之外就无更高之价值。不要把上帝将为魔鬼的敌人,上帝高于魔鬼。对抗是稀缺的,但是对对抗的自我警惕是更稀缺的。没有自我反省的对抗,未必不能成为新魔鬼更强大的魔鬼。
   
   夷夏之辨的民国历史观:专制为夷,宪政为夏,那就需要重写中国近代历史,以苏俄和日作为民族生存危机为主轴,把施密特的敌我之分政治划分作为指导。诚其然,百年来的国内政治,建国或社会改造,其实服从于民族生存危机这一主轴。甚至改革之后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造也是如此。
   
   这三十年甚至六十年右派彻底的目标是一致的:终结军政训政,实现宪政,但抵达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却有很大的区别,其差异甚至可以达到很根本的政治冲突,且行动甚少,其目标的载体是私下或者公开的内心立场。
   
   心动不如行动在当下是一个渴望行动的时代,改造世界压倒解释世界的时代,所以目标的一致性或者内心立场意义不大,手段和途径攫取了目标,如非革命就没有宪政,而手段的冲突成为根本的政治冲突,作为衡量的总体标准。就像晚清的改革派与革命派之间。这也意味着对专制的死刑判决,他在意义上已经虚无,在当下和未来已经毫无意义,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执行死刑和如何获得执行死刑的能力。
   
   宪法认同并不是一种道德立场,而是宪法如何作用于人,尤其是民众。制定一部宪法抑或回复一部旧宪法的重要性,并不是总体决定性,没必要把一切捆绑进来论。阿伦特说,美国宪法是是美国革命的保守性终结,革命第一性的,而只有革命才能承载总体决定性,在宪法之下的革命,首要的是革命,才有宪法下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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