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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如秋水长天

慕容雪村:如秋水长天
   
   2012年7月23日,慕容雪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以下是讲稿全文: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里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伟业”这个词,其实大多数的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里的囚犯,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这18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之后,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木,而是极为易怒、极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更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为“事实接受障碍”, 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可笑的质疑: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
   
   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的家乡也很贫穷,为什么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保护视力是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拼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么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塌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赞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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