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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14)京丰会议

   山雨欲来(14)京丰会议

   
   山雨欲来(14)京丰会议
   
   没有等南北企业家对话会结束,我提前在4月1日回到了北京。因为在4月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将要在北京丰台召开,这就是在京丰宾馆召开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四通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操办会务并出席会议的,有四通的周舵和曹思源。而且,四通承担了这次会务的全部费用。为了开这次会,我们支付了10万元人民币。


   
   一般认为,中青年经济学家有两次会议将被载入史册:一次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另一次便是1989年4月的京丰宾馆会议。
   
   京丰宾馆会议之所以重要,一是开会时机的重要,当时十年改革正进入一个拐点,面临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二是与会人物的重要,大会分立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专场。我后来比较熟悉的,有政治会场的严家祺和温元凯;经济会场的陈一咨和周其仁;文化会场的苏晓康和包遵信。他们在会场上是耀眼的明星,有两位还是在上书房行走的头面人物。
   
   与会的还有几位当时非常低调、但却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其中有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和李源潮、时任青联主席的刘延东、时任大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薄熙来、时任烟台市市长的俞正声、时任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的王歧山、时任复旦大学国政系副教授的王沪宁、时任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的马凯……
   
   这些“明日之星”在大会上基本没有发声,他们是带着耳朵来听会的。
   
   参加这次会议,我是把它当作给自己充电、学习的机会,也是去听会的。当大会开场的时候,我因为耳朵不好,所以特地坐到前面的第一排,准备了录音机、打开了笔记本……
   
   这时候,主持会议的的陈一咨发现我坐在下面,在一位代表发言之后,突然提议:请四通公司的总经理万润南到主席台上来就座,并且请他给大会讲几句话!
   
   我觉得有点唐突,因为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也不合开会的议程。但我能理解,陈一咨完全是好意。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了这次会议的全部费用是四通承担的,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感谢。
   
   于是,在大家的掌声中,我从容走上主席台,讲了下面这番话:
   
   谢谢各位。我是来听会的。因为我不是什么理论家,也不懂什么理论。我是办企业、做具体事情、埋头干活的。但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便会是盲目的实践。我是来听你们讲理论的。我只能从一个做具体企业的实践者的角度,说一下我们所希望听到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
   
   首先,这些理论要符合常识。其实,我们的改革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些普通的常识问题。我们以往所犯的错误,也不是因为不懂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在一些常识问题上犯了错误。例如,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粮食?这是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吗?有人就相信能打20万斤!幸亏他还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这时候全场发出一片笑声)。还有,你说农田里是长草好,还是长苗好?偏偏有人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人居然曾经是共产党内的头号理论家(全场又是笑声)。列车准点好,还是晚点好?那时候我在铁路上工作。主张“安全准点万里行”的万里同志被批判,因为据说那是资本主义的!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而是常识问题。所以,希望你们提出的理论,可以百花齐放、高深莫测,但千万不要违背常识。
   
   第二,这些理论要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过。为什么不去看一看、查一查,人家当年是如何解决的?这就是国际惯例。现在对外开放了,三资企业越来越多,提出一种理论、出台一种政策,一定要注意是否能和国际接轨,也就是符合国际惯例。
   
   第三,这些理论要有可操作性。我原来是学土木建筑工程的,要完成一个项目,不仅要有效果图、还需要结构图和施工图。同样的道理,不管多么完美无缺的理论,如果没有可操作性,就很难在实践中取得成功。
   
   简单说这几句,谢谢大家,祝大会成功!
   
   后来,有一家报纸把这段话刊登在头版非常显要的位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十年改革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大家普遍担心会出现停滞。严家祺谈到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后便遇到问题,进行不下去了,结果回过头来再搞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赫鲁晓夫是改革者,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出现了停滞。他担心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长期停滞,他称之为勃列日涅夫时期。
   
   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问题不是经济过热,而是改革过热”,改革出问题是在1984年以后,因为“城市经济改革触犯了相当多的人的利益”。有人批评“1985年以来改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政策出台过快,步子过大,没有纵览全局”。
   
   有人说“价格改革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有人反对:“价格还没改呢,怎么能怪价改?六十年代更困难,那时候没有价格改革,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又是什么问题?”
   
   这种形势下,改革是否还能进行下去? 有人认为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改革不会逆转?”不是这样的。因为力量的不平衡,走回头路其实非常容易。因为改革是要建立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从旧秩序得到好处的人都反对改革,而支持的人又不像反对的那么坚决,因为他们在旧秩序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能否在新秩序中得到好处,却有相当的风险。这两种力量天然就不平衡。所以大多数变法都以失败告终。童大林说:“改革不是不可逆转,回流和曲折是可能的,就像黄河一样。”
   
   有人分析,愿意走回头路的:一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二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分子;三是严重的平均主义分子(苏联调查得出的结论,大部分工人和农场庄员反对改革);四是严重的腐败分子。他们合起来力量很大,不可低估。
   
   东欧的改革就没有走出困境。匈牙利是把两种经济模式的缺点,把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和计划经济的僵硬性结合起来了。我们能不能走出困境? 吴明瑜说:“十年以内没有希望,十年后,等留学国外的回来。现在的改革,处在非常艰难的十字路口。”
   
   京丰宾馆会议期间,严家祺和温元凯邀请我在一份呼吁政治改革的声明上签字。据说,这个文件被称为89宪章,但我现在查不到关于89宪章的任何文字记载。当天中午会议午餐时,记得我的左首是陈元、右首是刘延东,这两位都是我清华的同届校友。刘延东非常友好地暗示我,不要在这类文件上签名。我理解她的善意,就没有用我个人的名义、而是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名义参与了其事。后来贺光辉还特别问过我关于签名89宪章的事情。
   
   京丰宾馆的会议我也没有能够全程参加。1989年4月6日,我乘中午一点的国际航班赴日本访问。同行的有沈国钧、王安时、段永基和王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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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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