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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京市民的六四情结

压在心头的六四情结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受邀参加一位朋友的家宴,同席的还有几位华人来客,一位从大陆来探亲的金姓女士,告别时对我说,“听说你从事写作,如果你不介意,明天我去你府上拜访,和你谈一件心事。”
   翌日下午,金女士按时上门,动情地向我叙述——
   “日子过得真快啊!转眼‘六四’过去二十三年了,自从亲历天安门大屠杀,我心里就压着一块石头,一年又一年,石头不仅没放下,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压得愈来愈重。我一九四一出生,到一九八九年时,在北京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我对北京的一砖一瓦充满感情,如今这砖这瓦被刽子手玷污了,令我悲愤难抑。北京在我的心中不再伟大,在我眼中不再美丽,也不再令我为之自豪。更让我痛悔的是,对和平示威的无辜学生和市民下毒手的,竟然是我曾经热爱和信任的共产党,每想到此,就觉得自己脱不了干系,自己也应担一份道义责任。

   
   嬗变前的北京风貌
   
   “六四后反省细想,我钟情的北京——无论是地貌还是世风——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就发生嬗变了,只因我接受党的
   教育,在党化意识下不知觉罢了。
   
    “回头看,大约一九五六、五七年间是变化的分界。
   “在此之前,北京城墙还在,整座城市还保留着千年古都的华贵大气,既壮阔又宁静。小时候去姥爷家小住的情景至今常回梦中。姥爷是老北京旗人,住在西四宫门口的一个四合院。早上起来,从姥爷家可以看见日出东方,照耀着灰色的阜成门城楼;傍晚,可以看见西下的夕阳把白塔寺抹得金壁辉煌。冬末春初,大风沙吹来,北京四周有高高的城墙,城里有几千个胡同,几万个四合院,它们像一个个隔栏和屏障,减缓了风沙的肆虐。
   
    “那时的民风也淳朴平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阔绰,甚至可说贫寒,但邻里间和睦相处气氛祥和。我自己家在鼓楼后的一个四合院,和另三户人家合住。院子里有三颗大枣树,夏天的晚上,我们几家的小孩在枣树下乘凉,听西屋老奶奶讲故事;到了秋天,树上结满了枣,北京人说,大枣熟了‘不要摘,要打’,只有‘打’,来年才能多结果。一竹竿打去,枣儿叭叭落下,我们这帮孩子尖叫着嬉笑着拼抢,捡到手就往嘴里塞,枣儿又甜又脆,吃得小肚子鼓鼓的才做罢。‘打枣’成了我们一年中最快乐的事。此后我再没吃过这么甜的好枣了。寒冬腊月,我们小孩照样在枣树下玩,男孩抖空竹,女孩傍着嗡嗡的空竹声跳猴皮筋,个个玩得满
   头大汗。
   
   
   
    我的思想随北京的变迁而“进步”
   
   
   
    “就在我们这些孩子活泼无邪地在院子里玩耍时,院子外已经开始了改天换地的变迁。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天后,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共产党明白,改造百姓的思想必须从娃娃抓起。那年我八岁,刚上二年级,因功课好,第一批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我兴奋地背诵‘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做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九五五年加入共青团时又举起拳头宣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守团的纪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无视梁思成等人的反对,一声令下拆除北京城墙,一直到五七年才拆完,北京从此面目全非。看着消失的城墙,妈妈伤心透了,她是看着北京城墙长大的,城墙是她的依傍,她不满的念叨:没有城墙,北京城还叫城吗?我这个积极追求上进的中学生,不理解妈妈的感情,批评妈妈思想保守不接受新事物,认为党说的话做的事绝不会错。
   
    “接下来是反右运动。父亲在一所护士学校当老师。五七年学校没揪出右派,党支部书记因此被撤职。五八年上级派一位女支书来‘补课’,她宣称有人的地方就有右派,鼓励同事互相揭发,父亲在镇反时说:“中央制定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百分数恰如其分,不然,多一个百分点,全国不知要增加多少人!”有同事翻出这旧账,就成了父亲攻击镇反的罪证,据此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可悲的是,我非但不同情父亲,还认定父亲犯了向党进攻的错误,我向学校的团组织明确表态:坚决听从党的教导,不因是自己的爸爸而放弃原则,我在家敦促爸爸交代问题,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
   
   
    经受考验自我改造
   
   
   
    “一九六零年我高中毕业,我虽然品学兼优,是市三好学生,高考成绩够上名牌大学,因出身右派只能报名上纺织工学院。我把歧视当做组织对自己的考验,自我勉励刻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六五年大学毕业,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去黑龙江省靠近阿城的一个纺织厂当技术员。那里连公共汽车都没有,每次出门要步行四十分钟到火车站,再坐四十分钟火车才能到哈尔滨,生活极度不便,我却毫无怨言乐观工作。
   
    “一九六六文革兴起了,我身在边疆心系北京,每次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就守着收音机听广播,看毛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恨不得飞到北京加入被接见的行列。那时,父亲被划入黑五类关在牛棚,很多亲友也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抄家批斗,我仍然不怀疑党和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批斗他们是:‘造反有理’。四人帮倒台后,我还愚昧的相信官方的说教,‘文革的灾难是四人帮搞的,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如此一直愚忠到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
   
   
   
    参加声援学生的大游行
   
   
   
    “文革结束后,我从东北调回北京工作。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总书记逝世,我参加了北京市民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把学生的爱国游行定性为‘动乱’,我为学生不平,更为他们担心。五月十二日学生开始绝食,毫无人性的政府冷漠相对,我实在忍无可忍,怀着义愤参加了五月十七日的全市声援学生的大游行。我从小没少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游行,喊得都是拥护共产党,万岁毛主席的口号。这是第一次自发自愿参加游行,喊的是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口号,我亢奋得嗓子都嘶哑了。
   
    “我们单位与人民日报社一街之隔,我看见《人民日报》社的游行队伍有近千人,走在第一排的都是年事已高白发苍苍的主编和资深编辑,队伍前面的横幅上写着八个大字:‘人民日报要为人民!’沿途市民纷纷鼓掌,向他们招手致敬。我们单位的队伍跟着他们一路走向天安门,途中和中央工艺美院、经贸大学等单位的队伍合流,越接近天安门,队伍越多,到天安门广场时已汇成几十万人,场面非常壮观。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单位:一个是海关总署的游行队伍,他们擎着一挂黑色长条幅,上面写着:“海关走私铁证如山”八个大白字,让人震撼,海关总署敢于自揭其短,佐证了学生反腐败、反官倒的正义性,难能可贵;另一个是中央党校的大标语:“我们从神殿中走下来,人民是我们的主人!”几十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出自共产党员的良知自白,它表明体制内有识之士的觉醒,也反映了党心和民心的向背,令人大受鼓舞。
   
    “五月十九日当局发布戒严令,我在三环外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军车,凭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以为这不过是在展示威慑力,人民军队怎么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我毫无警惕,没把这当回事。
   
   
   
    亲历六四屠城
   
   
   
    “然而,六月四日的枪声击碎了我们的幻想。我永远忘不了六月三日的夜晚,北京的气氛异常紧张和诡异,电台不断播放市政府的通知,警告市民不得出门,我这才预感大难临头,开始为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揪心。为了得到准确的信息,我守着短波收音机听BBC电台的广播,将近十二点,广播里传来天安门广场的嘈杂声和枪声,接着广播戛然而止,不再有任何信息。天下起了小雨,那夜外面不时传来枪声和坦克开过的隆隆声,我和家人一宿无眠。
   
    “天一亮,我就跑出门看动静,整个北京经过洗劫,街上行人稀少,公交车全部停驶,满城弥漫着恐怖的杀气。我沿朝阳路向西走,红庙无轨电车站的车辆横七竖八的倒着,显然是市民设置的路障被坦克推到一边。在红庙路口的西南,我看到一具男人尸体,他头朝东趴在地上,有人为他盖块布,露出两个脚,一只脚穿着鞋,一支脚光着。路人告诉我,他是被戒严部队打死的,眼前的惨景让我的心抽搐了。”
   
    金女士哽咽地顿住,几度拭泪才接下去说:
   
    “我走了两个小时赶到东城区父母家,我的小妹妹正好也在,她见到我就嚎啕大哭。原来昨晚天安门广场清场时,因担心广场学生的安危,妹妹和很多市民赶往天安门声援,却被堵在东长安街南池子路口,她亲眼见证了广场附近的杀戮。起初,妹妹和许多人想拦住军车,其中有一个约二十出头的女孩,高高的个子,白净的脸,长的很清秀,她对妹妹和周围的人说,‘不要怕,我们一起唱国际歌吧’。女孩起了个头,刚唱了几句就响起了枪声,有人喊:‘快卧倒!’她抓住妹妹的手说:‘姐姐不要怕,那是橡皮子弹,’又一阵枪响,她松开了牵着妹妹的手,滑下去,倒在妹妹的脚下。”
   
    金女士再度哽咽说:
   
    “妹妹蹲下身子喊她,摇她,她没有反应,血从她头上不住往下流,她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已不再有神不再水灵,乌黑的光泽一点点灰蒙下去。当时,许多三轮车工人在南池子抢救伤员和死难者,一辆平板车有时要拉三、四个伤员,尸体也被摞起来送协和医院。两个工人把女孩尸体拉走了。妹妹哭泣着对我说,‘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永远忘不了那双大大的黑眼珠,一直没合上,她是死不瞑目啊!’”
   
   
   
    走上和共产党的决裂之路
   
   
   
    金女士又停下来拭泪:
   
    “那这一瞬间,我感到五雷轰顶。四十年来,我相信这个党,听这个党的话,愿意跟着这个党去解放全人类,去实现共产主义。哪想到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一党私利,调动几十万军队和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露出他们吃人的狰狞面目。最卑鄙无耻的是,事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电视上公然否认北京发生了屠杀,还让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服务员上电视现身说法,证言“天安门广场没发生杀戮”。我看了怒不可遏,这是选择性忽视的障眼法,故意用侠义的天安门广场“没发生枪杀”来否定整个北京的屠城。广义上说,我目睹死体的红庙和妹妹亲见杀人的南池子路口都属于天安门广场地区,怎么可以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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