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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百年活动中的人间百态


   
   
   
   

   
   
   袁 定 华
   
   
   
   
   
   
   
   
   人世间:智、愚;贤、不肖,秉性各异。智、愚乃人性天资之差;贤、不肖乃人格、品行之别。不论天资如何,都须具有知真假、辨是非、明善恶的基本常识与能力。人不论智愚,一旦当其沦为不知真假、不辨是非、不明善恶者时,就只能用“贤”与“不肖”来区分了!
   
   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空前大事——“辛亥百年”到来之际,凡有良知的中华儿女,无不由衷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历史贡献。无不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著作,视作中华民族精神殿堂的瑰宝。但是,无视历史事实,对孙中山先生提出质疑、指责批判,甚至谩骂(漫骂)者也不乏其人。在这一群体中,成分相当复杂:有专家,有教授,有访问学者,有独立作家,有异议人士,也有所谓的民运人士,还有所谓知名的海内外传媒人……。
   
   孙中山了却国民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勋业就是要留于后人评说的,他的思想、品德、人格、情操等同样也是要听凭后人评说的。不过,对于每一位评说者来说,自当本于史实,本于道德,本于良知。指责批判,当于史有据;嬉笑谩骂,也须骂之有理。总而言之,所评所论,人人皆当本于问心无愧!
   
   在纷纷嚷嚷交混回响的杂音中,有说孙中山有个人野心、权力欲望强烈的;有说孙中山一生精于暗杀谋划的;有说辛亥革命孙中山完全不知情,武昌起义和孙中山根本无关的;有说为实现总统梦孙中山不择手段的;有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对南北和谈从中作梗,由一个革命的促进者,蜕化为革命的绊脚石的;有说孙中山是谋刺宋教仁嫌疑人的;有说孙中山推翻帝制却不懂民主宪政的;有说孙中山政治观念谬误多多,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其实与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和人权普世价值并不相同,它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人权的;甚至还有人指责孙中山出卖国家主权的;也有说百年反思,孙中山是“问题人物”的。等等等等。他们对孙中山先生的指责批判可谓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评说者无一不言之凿凿、煞有其事,但听评者凡是稍具辛亥百年史常识的人们,闻之则无不微微一笑、嗤之以鼻。
   
   当然他们在众多的指责与批判的同时,也不能不肯定孙中山,比如他们说“辛亥革命是必须的,是清廷拒绝或拖延政改的必然结果,孙中山长年推动革命,值得肯定”。至于孙中山在长年推动革命的过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的做的有哪些值得肯定?却只字未见,所以这样的肯定,只是抽象的肯定。同时还说“孙中山革命有功,但不该拆台南北议和”。这样的说法,看似功过分明,很具所谓“唯物辩证”的思维,但当细想时,功是空洞的,而过则是具体的。
   
   那么孙中山先生,究竟是如何推动中国革命、推翻专制独裁家天下政治制度的呢?我们不妨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中华民族发起民主革命的第一人
   
   
   
   满清王朝末期,政治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官场腐败……。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起,每战必败,自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起,每次战败,无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每签丧权辱国条约 ,无一例外的都是割地赔款,只要能保住满清皇族的江山社稷,只要能保住爱新觉罗家手中的独裁权力,什么割地赔款全不在乎,所谓“宁与外人,弗与家奴”!这就是一百年前中华大地的社会现实。
   
   面对这风雨飘摇、势将呼啦啦倾倒的王朝大厦,面对这政治腐朽、各类腐败若汪洋大海般泛滥四溢的社会现实,体制内的官僚政客们,无一人敢发出革故鼎新的呼声,更不敢妄谈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做一些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罢了,所谓洋务运动,本该有两个层面的事情:一是学习西方优良的政治制度;一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的两条腿。清末的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造船造枪造炮造机器的实用技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一概封杀。一条腿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三十年,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不知几许,但所有所谓的成果几乎完全丧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一旦之中。这时尚处于体制外的康、梁诸人,则发出了变法维新的呐喊,这一呐喊,可谓是专制独裁家天下体制中救亡图存的新声。这对身处帝位、有职无权、备受压抑的傀儡皇帝光绪来说,似乎看到了可使自己谋求新生的希望,于是,便立即开展旨在改变大清王朝以及自身命运的变法运动,但是“戊戌变法”不过百日,便迅速被嗜权如命的慈禧的“戊戌政变”所摧毁。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则血洒碧空,令国人为之慨叹。
   
   康梁师徒流亡海外之后,打住推动维新变法的旗号,在华侨中大肆募捐,创办报刊,极力宣传君主立宪。然而这时的外部世界,君权至上已被所有民主国家所否定,民权至上已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康梁之辈囿于君本位思想的束缚,不能放开眼界,去观察和借鉴世界上先进的政治理念,更不能去学习世界上治国安邦的优良制度,从而成为一个保守的政治群体。
   
   其实,在康梁推动戊戌变法的三年前,孙中山先生已经发动了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求推翻“专制独裁家天下”,开创“天下为公、民主宪政”的新纪元,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古老中国的国体政体问题。然而,当时的国人昏昏沉沉,不明事理,不辨善恶,而把孙中山等人看作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匪徒海盗,犯上作乱的洪水猛兽,为举世所非笑唾骂。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党人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还是毅然决然的竖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
   
   孙中山——中华民族发起民主革命的第一人。
   
   
   
   二、振起既死之人心 昭苏将尽之国魂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孙中山等人发起革命,其危险之大、困难之巨,后人无法想象。设想当时,孙中山一个文人,一介书生,要举旗造反,翻转乾坤,推翻一个旧王朝,开创一个新世界,他的对手又是一个庞大的满清帝国。尽管它已衰落,但满清帝国已有二百余年的基业,拥有庞大的专政机器;拥有四万万俯首帖耳的子民;拥有掌握一切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更何况他们怀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残忍本性。没有雄心、没有胆识、没有毅力、没有过人的远见卓识者,谁能敢于竖起这杆追求民主的革命大旗?!
   
   首次广州起义,可以说是一群年轻爱国的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治国的理想,甘冒杀头灭门之危险,挺身而出号召国人奋起自救的一次血祭,其结果当然是失败。当时国人的评论,社会的反映,既折射出国人思想的迷茫与认识的模糊,更使满腔热血的爱国俊才们深感世道人心的枯死。
   
   语云: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一个个人,心死将无异于行尸;对于一个民族,心死必将走向灭亡。如何唤起昏昏沉睡、麻木无知的同胞,如何激发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决定革命能不能发动起来,以及革命能不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于是,孙中山先生首先将他的革命思想、治国理念对留学生们进行宣讲,以使满腔热血、满怀爱国热情的学子们受到启发,得到教育,自觉行动起来,宣传革命思想,团结带动国民,一起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中。
   
   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同年十月发动首次广州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并遭到各式各样的嘲笑和非议,但这次起义还是将清末这池几于沉死的湖水掀起了惊天巨浪,且渐渐波及于全国。一八九六年十月,孙中山个人单独赴美欧考察国是,在英国伦敦,遭满清使馆诱捕,几乎被押解回国枭首示众。后得英人看守柯尔帮助,经恩师康德黎奔走营救得以脱险。孙逸仙伦敦蒙难脱险的消息,通过英国各家报纸,以及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的宣传报导,孙逸仙这个让满清王朝闻之丧胆的名字,立即传播于世界各地。使当时散居于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们,也很快知道了民主革命先驱孙逸仙的大名。
   
   随住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日渐传播,民主革命的理念渐渐浸入人心,各界人士受到启蒙,奋发拼搏的民族意识渐渐苏醒。八年之后,黄兴等人(1903年11月)在湖南成立了华兴会。九年之后,蔡元培等(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奋起开展革命救国的光辉大业。
   
   清朝末年,心系救国救民的有志青年出国留学者日见增多,乙巳(1905年)春间,孙先生重至欧洲,这里的留学生都是新从内地或日本来到欧洲,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不仅赞成革命,且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阶段。于是,孙先生即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天下为公的治国理念进行号召,组织革命团体。首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会议,宣传主义,号召革命。第二次会议举行于德国柏林,第三次会议举行于法国巴黎,孙中山先生曾与在那里的留学生们,就革命主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孙先生问留学生:“各同志主张革命,其进行方法如何”?时在布鲁塞尔留学的朱和中发言道:“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即要争取新军及广大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中山先生深以为然。
   
   当时吸纳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是日本。
   
   一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孙中山先生由泰西再度到达日本。在宫崎寅藏的安排下,留日学生开始与孙先生会晤。接着,在黄兴、宋教仁、程家柽、张继、田桐等的筹备下,八月十三日,留日学生为孙中山先生举办了盛况空前的欢迎大会。会上,孙先生发表了有志青年如何救国的演说,演说指陈国情,切中时弊,内容丰富,思想新颖,并号召大家说“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留学生聆听演讲,极感振奋。
   
   孙先生演说毕,程家柽继起致辞:“法国不仅有一拿破仑,美国不仅有一华盛顿。先有无数的拿破仑、华盛顿,而此有名之拿破仑、华盛顿,乃始能奏其功。故今日吾国不可专倚赖孙君一人。人人志孙君之志,为孙先生之为。中国庶克有济”。
   
   陈天华记录这次欢迎大会空前盛况刊载于《民报》:
   
   “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开会之人数,未有如是日之多而且整齐者。
   
   “余每见日本人之欢迎其陆海军帅也,殆举国若狂。私心揣度曰:使其人而在中国也,中国人视之当何如?迄今观留学生之欢迎孙君,而知我中国人爱国之忱,崇拜英雄之性,视日本有加无已也。夫孙君者,非内地之僭主伪吏,迂师曲儒,所诋为大逆不道者乎,而留学生殆举全数以欢迎之。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大老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吾今亦曰:留学生者,中国之代表也,代表归之,被代表者焉往?其有疑吾言者乎!盖俟之诸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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