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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邓小平在犯罪!


原题:一九八三年谁在犯罪


   
    中国死刑观察 http:/
   

    作者: 刘 青
   
   
    中国死刑观察(www.chinamonitor.org) 新闻热点 转载
   
   
    ⒈严打的法律是怎么产生的?
   
    邓小平说,一九八三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严厉打击刑事
    犯罪份子。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们对它的重要性和严重后果已经十分清楚
    ,而且予以足够的重视了。但是,邓小平十分得意的另一件事,却受到了轻慢、甚
    至很少有人提它。实际上,这件事的重要性和对未来的影响,并不比另一件小。这
    一点,也许邓小平本人十分清楚,因而他才会将一个局部的刑事问题,与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这个共产党全力投入的政治战争相提并论。
    我们不知道邓小平如此重视“严打”,是否由于他意识到这件事上有违法行为,
    所以必须提到一个足够的高度保护起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邓小平的压
    力下产生的“严打”法律,是严重的违宪犯罪行为。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象《刑法》这样重要法律的基本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
    修改,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可是,八三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邓小平
    的压力下,却对《刑法》的最基本原则,既时效原则进行了修改。
    一九七九年颁布的《刑法》在时效原则里规定了从旧从轻的原则。这就是说,对
    一个法律颁布以前的行为需要进行追究时,应该按原来的法律规定进行惩罚;但是
    ,新的法律如果处罚较轻,则按新的法律惩罚。可是,邓小平逼迫下的人大常委会
    却实际上通过了新的时效原则,也就是从新从重的原则,将“严打”法令颁布的行
    为,按“严打”法令进行惩处。
    在这个违宪的问题上,通过“严打”法令的全国人大常委们显然犯了渎职罪,但
    是,施加压力办成这件事的邓小平,也难逃其咎。谁全知道,邓小平实质上是中国
    全权在握的太上皇,那些人大常委们不过是他幕下操纵的傀儡,岂有傀儡有罪而操
    纵者逍遥法外之理?
   
    ⒉“严打”的赫赫战果
   
    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性颇风流,喜跳舞。“严打”以前,公安派出
    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
    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吓一吓她,使她不要太
    招谣。他们没有想到马燕秦根本不顾脸面,既无法用损害名誉使她有所顾忌,又没
    有法律能够制约她,只好赔着笑脸将她送走。
    八三年“严打”开始,警察们获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
    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
    次报导案情。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
    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
    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三个死缓和两个无期徒刑全曾经和我同关过一间号子,我看过他们的判决书,也
    和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个案子,下面可以略介绍几句。
    李兆胜,和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
    执行。
    袁定之,是马燕秦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马燕秦有性行为,属态度恶劣
    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和风,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马燕秦等人跳舞,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
    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
    马修士,多次参加马燕秦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筹组的乐队指挥,为马燕秦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说,他对自己被判刑并不特别痛苦,因为还有一件更大的疚痛在他内心,
    他有一位好友,在文革期间逃到北韩隐姓埋名生活了许多年,而且成为北韩的功勋
    演员。但是,他的朋友对北韩的生活也甚感恐怖,惠黎明便在八二年写信劝他回来
    ,和惠黎明一起以音乐为生,自然也参加了舞会的伴奏。马燕秦案子发生后,惠黎
    明的朋友绝望了,认定要想逃避恐怖,唯有逃离这个世界,便果断的结束了自己的
    生命。
   
    八九年底我离开监狱后,看见舞厅、家庭乃至大街上,全可以跳这样要命的舞,
    有的姑娘可以靠陪人跳舞过上优裕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马燕秦。应该怨历史还是
    应该怨命运,对她开了如此残酷的玩笑?或许,这个问题永远说不清楚。但如果她
    怨的对象里有邓小平,我想是不会错的。中国政治的随意性十分大,象邓小平这样
    的人,说不定哪根神经出点偏差,就会有许多马燕秦尸横荒野。
   
    在渭南第二监狱的入监队,我认识了亢俊义。他长得十分俊秀,嘴唇上的柔毛使
    他分外年轻,完全象个娃娃。这个小伙子性子十分暴烈,对任何人全不服气。然而
    ,他每次提到自己的侄子亢三虎,深情既崇拜又肃穆。我听人说他侄子亢三虎是在
    洛南县被枪毙的,他本人也被洛南判了无期徒刑,押送二监服刑。这说法总使我怀
    疑,因为亢俊义本人也不象有十八岁。有一次亢俊义主动对我说起了他侄子,我便
    趁机问是否亲侄子。我得知是亲侄子后,心中的疑窦更大,“你侄子多大了?”这
    一问使我证实了一个问题,亢三虎被枪毙时,年龄还不够十八岁。
   
    亢俊义对我的惊讶十分不解,因为这类事并非只有他侄子一个。亢俊义给我讲了
    他同号内另一个被枪毙的人,一个因为想入团,向团组织交待了十四岁前后曾和两
    名幼女有过性行为的人。据亢俊义说,这个被枪毙时,比他侄子还小。
   
    后来,我在二监听说了不少于十起年龄不够十八就被枪毙的案子,神经也麻木了
    ,再也没有最初的震惊。细想起来,这种事其实是上行下效,既然邓小平可以破坏
    宪法,按自己的是非罪错观念对待全国人民,做为一方父母官,自然也可以在自己
    的地域内,将可以枪毙的犯罪时年龄,提前到他们认可的时候。
   
    “严打”九月份刚开始时,为了造成轰轰烈烈的局面,一下子推入高潮,需要尽
    快杀一些人。虽然法律已把死刑的上诉期从十天减为不够省里向北京最高法院申报
    往返的三天了,虽然公检法三家并为一家合伙办案,但仍然难以象共产党历来所做
    的那样,立刻可以集中一大批可杀之人。从这一点说,邓小平比毛泽东还是守法。
    但是,也不能让邓小平所希望的轰轰烈烈变得冷冷清清,绝不会没有办法的共产党
    将目光转向了监狱劳改队--这里关押的全是服刑的有罪之人,杀他们肯定不会错。
   
    渭南第二监狱为此将全部禁闭室腾了出来,严严实实塞满了七十多人。后来所以
    只杀了三十多人,另有四十多人得以逃脱一枪之灾,仅是由于“严打”的高潮只持
    续了两、三个月。
   
    渭南第二监狱尽人皆知的“五条龙”,就是因为躲过了高潮,才逃得一命。当最
    高法院不批准枪毙,省高法在监狱当局的强硬压力下,把“五条龙”的首犯加刑三
    年后,人们从判决书上所看到的五条龙原要杀头的罪行,只有改造中抗拒劳动,警
    官追打时爬上了树,一人被关禁闭后,其余四人也要进禁闭室。判刑的法官也承认
    ,这几例中,没有一个是可以加刑的,更不要说枪毙。然而这五个二十来岁的小伙
    子,仅差一毫就与死神亲了嘴。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宣称,“严打”只杀了数万人,判刑百万人。但克拉蒙亚洲研
    究所的研究员林长盛说,他的一位朋友亲眼看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内部绝密文件,“
    严打”杀的是九十六万人。林长盛的话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证实。看来,这个数字
    会象共产党的所有秘密一样,难以被世界清楚地知道。世界更难知道的另一个秘密
    ,就是在被杀的人中,有多少是马燕秦,亢三虎、五条龙。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
    确切地知道,不管是数万人还是九十六万人,或者是数万人至九十六万人,其中肯
    定有大量的马燕秦,亢三虎、五条龙。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逼迫人大常委会和
    全国的公检法部门,由他指挥着进行了一场用法律的名义进行的屠杀。
   
    很可能,马燕秦、亢三虎、五条龙全是罪犯,有该受到法律惩处的行为。但是,
    对罪犯也必须象对公民一样,绝不准滥用法律。中国人如果不敢保护罪犯的权利,
    最终也会丧失保护自己的勇气。该让中国的统治者清楚,他们再也不能用坏人这个
    词,将部分社会成员置于不受法律保护的位置。
   
    ⒊“严打”的后果
   
    八三年“严打”的最严重后果,是毁掉了中国人民对法制的最后一点信念和努力
    ,从而也毁掉了最后一点民族振发的精神和活力。
   
    任何一个民族成为世界上的佼佼者,全是由于这个民族经受过痛苦和长期的内部
    斗争,凝聚起了民族振发的精神和活力,才得以实现的。美国、日本、德国等民族
    ,能够先后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盛的优秀民族,就是由于有这种精神和活力。然而
    ,这种精神和活力很独特,象人的青春只有一次一样,一旦消失,民族就会衰老下
    去,退出最优秀的民族行列,如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等等。一个衰落下去的
    民族要重新产生振发的精神和活力,象生命返老还童那么罕见。但是,近几十年来
    ,中国确实出现过这种精神和活力。这或许是中国百十年来的鲜血和苦难浇灌出来
    的。然而,这些全被共产党毫无缘由地浪费消耗掉了。
   
    八三年以后,由于消除了四人帮的胡闹,制定了稍尊重些实际的经济政策,中华
    民族象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出现了康复的转机。这是这个民族最后的希望和机会,虽
    然利用这个机会也难以创造出最优秀民族的奇迹,但维持健康的生存则是完全可能
    的。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尤其是法学界和司法界的深明大义之人,全将希望寄托
    于法制的健全和严格的法治上。
   
    八三年的“严打”,毁掉了中华民族最后的努力,许多人欲哭无泪地说:“即将
    建起的法制又毁于一旦了”。以此,法没有了,期待法制的希望也没有了,剩下的
    ,只有靠破坏法制而披上神的外衣的邓小平,还有不信神不信鬼不信法的十多亿中
    国人,在“向钱看”的通衢大道上扭打成一团。八三年后的种种,当然包括六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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