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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第三中国论》第二篇
   
   “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四、中国的一体化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很像两千年前的埃及在地中海区域的处境。
   
   埃及历史的提示是:军国主义开端的“新王国时期”;这与中国近代史的“野蛮主义运动”、军阀建国的革命具有神似──它们都是由“雅利安人的入侵”引起的。入侵埃及的是希克索斯人,入侵中国的是欧洲人。
   
   [1975年,奥地利一支考古队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在埃及东北部拍到一片绿油油的农地下,埋有三千五百年历史的地下古城,城内有街道、房屋、神庙和坟墓等,挖掘出土还需要一段时间。考古队也同时发现两座岛屿,以及一条曾流经该城的尼罗河支流。这座城史称“雅法利斯”(Avaris),是属于“雅利安人”的希克索斯入侵者在开罗北方兴建的夏都(首都在孟菲斯)。埃及文化部长表示,古城位于特拉都拔的耕地与城镇下面,可能是在公元前1664至1569年间所建。奥地利考古队自1975年便在该处进行研究,地下古城面积究竟有多大,仍待研究。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表示,在人口稠密的尼罗河三角洲,不太可能开挖古城,依靠“非侵入性技术”确认古城区的分布是最佳选择。埃及法老阿摩斯一世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并摧毁了所有希克索斯建筑及其相关纪录,因此这里拍到的古城样貌,十分珍贵。──有一天,中国会不会像埃及人摧毁所有的希克索斯建筑一样,摧毁所有的欧洲建筑?!]
   
   1、人们既然能把前亚述或前马其顿时代的古代埃及的“古王国”本土文明称作“法老文明”;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前佛教或前五胡时代的古代中国的本土文明称作“天子文明”呢?
   
   2、是的,如果用“古王国时期之后的中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明朝末年的历史,则佛教进入之后,显然使得中国本土文明(也就是 “第一期中国文明”)逐渐演化为混合了佛教的文明(以南方人为主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与此同时, 以北方人为主的“汉人”逐渐演化为以南方人为主的“唐人”。
   
   
   3、如果用“中王国时期之后的新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前的儒释道三教文明即)“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之后、全球化时代开始以来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新中国”显然正面临着古埃及同样的命运:在欧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主体性”。
   
   4、虽然都受到“天子文明”的影响,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却在程度上不同:它或是体现为先秦的王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现代以来的僭主时代──这个僭主时代还没有过去,并注定要给未来世纪注射某种奇特的东西──那多少也是属于“天子文明”的广延。“天子文明”的影响,是很难用“文化大革命”式的暴力、诡计,来予以摧毁的。即使毛老大“破四旧”也还是窃取了天子文明的遗风。
   
   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必须担当“天子文明”的真相,这一类似“法老文明”的历史真相。新王国的开拓者们也需要更新“天子文明”的期望!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因此益寿延年,得以推广这至关重要的历史暗示。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新王国的开拓者,需要一种英雄精神。其英雄精神的形态,又是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的。他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人类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崛起、再度落空,就像巨鲸戏水一样……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自己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甚至改造了自然。
   
   英雄精神源于不满与反沉,所以任何处境里面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了,只能凭吊其遗迹或假想。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1、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以及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情趣、历史、想象、传说等特质,以及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传递下来的种种知识、记载、符号体系。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2、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再到待人接物的方式等所有的“表达感情和社会联系的方式”等等。这是““社会遗产”的生活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实际功能和处理方式却大为不同。
   
   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
   
   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制约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控制了我们言论的“社会圈”,却是无法“抽象继承”的:它们已经构成了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和完整对象。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那就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想国”的人们。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引导了未来的方向。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理想国度的观念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卫生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理论的声音宣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废物”──腐败过程使得废物化为乌有。尽管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腐败过程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这厌恶腐败的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文明社会里却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是一切社会正义的源泉,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比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种族与文化的隔离所造就的“多样传统”,包括种族自身,就是这样的传统结晶。
   
   
   四、中国的一体化
   
   中国地域广阔、部族众多、方言混乱、各地民俗差异极大,所以中国追求的现代社会一直难产。这是因为,所有现代社会,都是建立在“统一标准”之下的,尤其是在“国语”领域。没有社会规范的标准化,就不会有所谓的“法治”甚至法制。没有“法治”,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民主”更是遥不可及。中国领导集团现在还说着方言,连国语、普通话都不会说,这样的人自然“无法无天”,如何懂得“治国”呢?听之自流,难怪构成了中国一体化的绝大障碍。中国一再分裂,一再拒绝一体化──难怪复兴无望、苟延难再。
   
   中国的黄金时代,有待于“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和“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之结合。而中国的一体化,则是这一结合的具体体现。中国,若没有一体化作为真正的“枢纽”──那就永远是一个“前现代的天下”,一个“公共殖民地”,而无法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中国这块不幸的公共殖民地,蒙古人可以践踏,满清人可以入主,欧美人可以租借,日本人可以侵占,苏联人可以扶植傀儡政权……唯独中国人自己不可以拥抱。没有投票权的中国人,其处境和奥斯曼治下的阿拉伯人、莫卧儿治下的印度人、欧洲人治下的美洲印第安人、英国治下的澳洲土人,其实并无差别。这都是因为,中国缺乏必要的内在一体化,结果只能让外人帮助我们提供“外在一体化”的粘合剂。
   
   我先是希望改变中国的命运。我后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最终希望上天可怜这片不幸的地土。
   
   我希望“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能控制中国近代的左右摇摆;我希望“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能恢复中国群众的生命能量。我希望中国的一体化可以造就文明的苗圃、社会的芳甸:中国民族将消除八百年来亡国印记,争取复兴的千年事业。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未来中国的一体化过程,将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平衡。正如现在中国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而这一分裂,也是立足于世界的两极化:立足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
   
   观察一下埃及历史,就会发现“新王国时期”的埃及,都是由“国际力量”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亚述、波斯、马其顿、罗马。这就像中国近代革命,也是由“列强”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中国近代的一切内部革命,都是由外部原因促成的,这与毛泽东强调的“内因论”正好相反。甚至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实践,也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部分,代表了外来力量对中国的干预、征服和“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说白了就是“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1982年10月3日)
(2012/06/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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