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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附录


   后记
   
   经过三十五年的思考(1975年—2010年),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惟有“铲除两国”,方能“实现一中”──是所至盼!
   
   所谓“两国”就是“现代南朝、中华民国在台湾”和“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所谓“一中”就是并吞了现代南北朝的“一个中华”、“第三中国”。第三中国,才能让中国在几百年的衰败、内乱、分裂、外敌入侵、残暴专政之后,重新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中央。
   
   随着冷战的结束,一极平衡很快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南北朝似乎不同于周前与唐前的分裂状况;因为古代中国孤立于世界文明中心,现代中国则是现代世界的有机部分。现代世界的分裂、国际无政府状态,多少和周以前、唐以前的中国本身的分裂一样,是作为一个互相交往的整体世界的分裂,而不是不同世界之间的互不往来。联合国、世界政府的雏形,迟早会像一个“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君临文化多元的统一世界。尽管这交往意义的“统一”只是新的政治实体的前奏而不是其本身。只有等到这个前奏完毕,政治的统一才会出现。
   
   而只有等到政治的统一实现已久,文化的黄金时代才会像春秋战国、南北二宋那样降临。
   
   
   2010年7月1日
   
   
   
   附录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谢选骏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他祭祀专制暴君朱元璋的文告,就是这一司马昭之心的表露。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暴君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真正的宪政。这是因为,从军政和训政里,只能培养小人,培养不了君子。
   
   一、名为祭祖,实为登基
   
   孙文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暴君制的?孙文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直接称帝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乔治·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因为没有法国国王的援助就没有美国的独立,何况美国还有许多法国后裔的居民呢。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这也说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都是奉行独裁制度的。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中山名为祭祖,实为登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孙文不仅祭祀大杀同党的暴君朱元璋,而且他的祭祀还模仿了另一个大杀同党的暴君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洪秀全、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孙文从小就崇拜其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心在作帝王梦想。孙文后来没有大杀同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孙文只能偷偷摸摸杀害陶成章和新闻记者。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就做到了这一点,学习朱元璋、洪秀全,大开杀戒。如果说,孙文“祭明太祖”是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那么,孙文为什么要用日本人姓氏的“中山”来给自己命名,从此改名为“孙中山”?据统计,“中山”是日本的第五十七大姓氏,总人数在二十七万二千左右。孙文在日本苟且偷生,化名“中山樵”,情有可原,但他当上了中国总统却改名“孙中山”,确实是认贼作父的行为,为日本侵华打开了精神通道,羞辱中华,不可原谅。而且,尽管众所周知,但孙文还要瞒天过海──他的所谓“中山装”就是日本的学生服,这岂不是他连名带服完全臣服于日本的印记?
   
   中国古制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推翻满清后,国家正朔成了“民国纪年”,孙文的名字却成了日本的姓氏、孙文的服色却成了日本学生服,孙文这样,哪里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作为呢?孙文晚期勾结苏联,与孙文早期勾结日本,可以互相参照来解读。从这种意义说,汪精卫后来追随日本,岂不正是仿照了孙文的“日本姓氏加学生服”的路线吗?恰巧,汪精卫早期也是一个亲苏派。
   
   
   二、孙中山效法洪秀全
   
   我们只要拿出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和上面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也不较少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肉麻的口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并顺便把自己打扮成“我太祖”的法定接班人。这无疑对袁世凯后来自称“中华帝国皇帝”的逆举,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然,从其内心深处看,孙文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但是,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动虽然丑恶,却是一次“集体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娱乐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等“共和主义者”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洪秀全等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他不仅要把自己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这体现了孙中山的终极追求,一个广东赤脚医生的帝王梦,这和后来的民办教师毛泽东“挥手登上天安门”的帝王登基梦,可以说是别无二致,充分暴露了“中山陵体制”的实质所在。
   
   现在百年之后的反思,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拖着满洲人的猪尾巴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向满清的酋长牌位低头下拜,心里只能充满了奴性意识,最多不过是也想当一回奴隶主的冲动,所以孙中山的幼名就叫做“帝象”,毛泽东晚年要住进中南海、一直霸占到死。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们决不会认同他们,更不会继承他们。我们必须清算他们的腐朽,以便整个民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继续前进。
   
   
   三、“中山陵体制”溯源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承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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