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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第三中国论》
   
   
   第十二篇“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成就导致现代挫败
   二、中国主义影响世界进程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六、论“王道”与“神权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一、古代的成就导致现代的挫败
   
   我发现,“成功是失败之父”,一如“失败是成功之母”。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导致它在近代的严重挫折,以往的经验阻碍了新的探险。
   
   如此看来,中国民族两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并非“错路”。进一步说,甚至连“黑路”也不是;虽然这条道路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甚至很少星辰,只有嘘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暗淡的状态。但是既然这条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就不能再被叫作“黑路”了。
   
   有谁,先我而发现了这个至理?有谁,不是纠缠于斤斤两两的政治是非而喋喋不休?
   
   据我所知:还没有过一个人,不因中国的近代史而羞耻。同样,还没有过一个人,在这羞耻中看到重大的启示。
   
   有谁,敢于肯定这部中国受难史?有谁,不试图在这部受难史中谴责别人?又有谁,不以谴责某些势力、某些党派、某些个人为乐事?又有谁,不企图把中国的灾难归给某些人──视他们为罪恶与不幸的肇因?
   
   什么人都只能说:没有谁。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然而我来了。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发明了一件空前强大的心理武器。我得知中国两百年来没有走过一点“错路”、甚至没有走过一点“弯路”。换言之,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必须的”、不可逃避的甚而是“必要的”、“良好的”、“至善的”。
   
   这样断言是不是过于动心忍性了?
   
   《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切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到言语中,然后才被人了解。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便经常导致灭亡。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成功是失败之父”这样的断言,实在合乎历史的启示并可验合于切凿的事实。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忘了来回答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结果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社会的方法来维持秩序,所以一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网去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败局宣告结束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能逃此厄运。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
   
   由于中国的伟大成就和奇异的命运(成功),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失调(失败),就成为“无法逃避的报应”。正所谓,“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沮丧、绝望。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强大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伟大辉煌的持久成就。我在这里指的成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富有生命的发展潜力。且中国社会拥有一种奇特的凝聚力,难被异族所消灭、瓜分、蚕食,但这一特性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中国人特别地泥古不化,很不善于吸收新的知识。中国虽然内部动乱层出,而不彻底分裂,也是由于这一泥古不化的特点起了作用。这使中国在对抗异族压迫的时候,自然也体现为持久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像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甚至半个印度文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那样,遭到回教的融化。
   
   不。中国没有走“错路”,甚至没有走“弯路”。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这个“死不认错”,中国还将经历许多牺牲与困苦,那也同样必要;因为这都是中国走向“世界命运争霸之战”这个决定性战场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的事后聪明,不过是失败者的无奈叹息。据此我宣布──中国进程的“弯路”正是所谓的“曲线发展”,就像生命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错”中演化发展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历史的目的正在“弯路”中显现!
   
   (1987年12月29日)
   
   
   二、中国主义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1、文化的扩张遵循三个途径:辐射式(传教式)、渗透式(殖民式)、凝聚式(中国式)。中国文明的历史进展采取了凝聚式,而且凝聚式也比较合乎黄种人的保守特性,较为和平亦较为耐久!凝聚式的特点是所谓“处乎中庸”:既无辐射式之羸弱及容易蜕变,亦不似渗透式之横暴及易招反击。但凝聚式容易造成泥古不化,而凝聚式的进展则缓慢,无法实施西方殖民者那样的“跳岛作战”。
   
   2、毕竟,中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史官文明,在公元前千年就采取人文主义的思想,用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政治概念的力量来代替神秘的宗教,取代了一般的宗教即对神的崇拜,其结果是造成了中国的悠久政治传统。我把基于古代“史官文明”的政治称为“真政治”,因为它的着力点在“治理社会”;我把基于现代“政治挂帅”的政治称为“假政治”,因为它的着力点在“夺取政权”。前者是天命精神的王者在人间的实现,后者是唯物主义的军阀在争夺食物。
   
   3、史官文明的真政治,其基本倾向可用十六个字概括:“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见《唐会要》第四十九卷。)这既有功利务实的用意,又不乏对永恒者的观照。这里,显然包含着对异教的宽容在内。甚至,含有对“本教”的消解。这种倾向与犹太系宗教的强烈排他性,可以说是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里,宗教是一个教育,而不是一个真理。我们不妨把这种精神的兴起,归结为“对黄河斗争的副产品”。黄河凶猛、善变、难以预测,比海洋更为危险,因为人们无法躲避。在这种条件下生存的人民必须同心同德,否则无法应付洪水的挑战。
   
   4、中国近代重新适应世界潮流,把中国从大一统的文化世界、自成体系的天下变成一个区域性国家,变成一个更大的社会格局(如“地球村”)的一部分,从此,中国不再是孤立的、自成一体的世界;而是成了更大世界之一部,这就需要同其他国家重新调整关系。在中国过去的传统下生活,中国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尽管一些少数民族也控制过局面……但文化还是以中国为主。在文化冲击方面,也遇到几次比较大的挑战……如公元前后开始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和中国冲突,随之而来的回教对中国的入侵。这一切虽然改变了中国的格局与命运,但还不足以融化中国,因此中国国民性还可以“依然故我”,仿佛化石一样泥古不化。但近代以来的欧洲压力,却迫使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
   
   5、中国人从前是自我中心的世界主义者,现在欧洲的压力下,被迫重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即“现代人”。这在文明史上是一个退化,但在政治意义上则是一种再生:从老的天下主义者重新变形为新的国家主义者。我认为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命”的根本方向。同时,也是鲁迅等人恶毒攻击“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动因。他们所批判的,恰是在大一统的父辈传统社会中有系统地培植起来的那种社会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但在世界竞争的新格局下,这种社会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变成了文化的不适应性与社会的不适应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来改造中国国民性、推动文化革命的基本工具,是从欧洲舶来的,即所谓“向西方寻求真理,。实际上是借外力来“改造”中国人的千年惰性。但现在百年革命过去了,他们所借用的外力本身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从洋务运动的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到了维新时代的政治决定论,再到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社会革命万灵论,再到共产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无休止运动……不断用越来越激烈的方法以寻求解脱。越来越多,越来越眼花缭乱,直到最近的大量“新方法”、“新观念”的引进,似乎是新一轮的西学高峰,但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反倒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大量的向外取经活动并没有达到“复兴中国”的预期目的。
   
   6、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一统主义始终都是中国人心理的一大要素。这种要素予中国历史的进展以巨大影响,所以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发展得像近代这样充分。尽管在政治学的其余方面,“中国”的概念那时已相当完备。从源头而言,中国中心主义及中国一统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断发扬光大,全在乎中国的地理要素具有以华北平原为核心的合抱之势,还有相对隔离于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地理位置。也在于中国的种族与文明的某些特殊要质,例如单音语言、汉字系统的存在及发展,以及它对于中国人种的凝聚作用。
   
   如此形成的“中国中心主义”势必将给世界历史的进程,以深刻影响。
   
   汉唐帝国不但刑政略宽而不猛,破坏法纪现象也相对较少。而位于它们前面的那两个短命的秦隋帝国则不然;从最高统治者开始就“不按牌理出牌”。这是因为,长期纷乱与礼崩乐坏,使得人们无所措手足,临时性的措施,不顾前途的“干了再说”、不顾后果的“先斩后奏”,占了上风,“急用先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左右狂摆哲学”居然占据了统治地位,连自订的法纪废弃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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