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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第三中国论》
   
   

   第十篇“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三、一劳永逸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五、超越现代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1、现代中国,像是“一块发了霉的蛋糕”,弃之可惜,食之有毒,不食饥饿,奈何奈何?
   
   2、现代华人最少公益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们甚至把贪污盗窃、行贿受贿当作“和气生财”。他们早已失去了汉人(第一期中国文明)和唐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规矩,在这样的人群中推行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无疑会造成典型的“欧洲错觉”。结果很清楚:不论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救不了中国。
   
   3、现代中国之“改造”与明清中国之“教化”,同为政权对人性的抑制:一为激进攻击的暴力、一为渐进压制的暴力;“改造”以“矫枉过正”为方针,“教化”以“长治久安”为目的,都是要限制民间的活力、巩固中央集权的贪心。
   
   4、谁说民族没有古老与年轻之分呢?谁又说一切民族的起源都能够追溯到渺远的远古呢?许多民族是最近一千年内组建的,但中国民族却已经衰老了。而且就在最近几百年间,它丧失了年轻民族具有的许多活力,这是千年以来的“高压帝国”及其愚民政策、“弱民政治”的苦果。数也数不尽、理也理不清的“历史因素”──像一座座无边无际的坟地似的,压在中国的身上,压在我们的心上!而我们竟然能够忍受!由此可见,中国民族的衰老,不仅是社会结构上和文化上的衰老,而且是生物构成和种族上的衰老。于是,我们不得不指望一种彻底的革命,一种带有摧毁意味的变化──来挽救我们衰疲的社会文化和积弱的民族生命:使中原恢复生气、使中国民族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命运却让万千声的注血呼号付诸无言。
   
   5、也许种族有着“无尽”的源头;即使民族不是这样。我们确实知道:民族的命运有兴衰,民族的寿限有定数。许多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许多民族在历史风暴中兴起了。消失者并未在种族上完全消灭,只在文化与社会上遭到抹杀。兴起者也并非从虚无中制造了一个种族──它,只是创造了一种文化模式与一个社会形态。
   
   6、种族生活与民族生活的差异显示:社会主义其实一种复古主义,但中国去古已远,人心早已“不古”,因此社会主义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只有傻瓜和别有用心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再如二十世纪的“人民公社”,很大程度上是激进运动中涌起的一种选择性产物,是一种复古情绪的强制措施。譬如中国,有如先秦哲人面对绝世的礼崩乐坏之际,所产生的那种有关“井田”的理想,也有如王莽在汉代体制无以为继的劣势中,复活《周礼》及井田制的冲动。“人民公社”其实就是“人民井田制”,就是“人民政府的井田制度”,就是“苏联卫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井田制”。
   
   7、但在现实中,实的复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除非那是依托某种“虚的复古主义”即“宣传上的复古”。而在实践领域,却必须吸取新式的适应,方能有效地“继绝世”。继绝世,也就是“复兴”。尽管所兴者和被兴者,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东西。这是一种“披着复古外衣的未来主义”!而未来主义的本性不仅是专断的,而且它那种目空一切的试验狂,最易招致社会文化的大紊乱。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1、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制很好,欧洲的文官制度据说就是参照中国的科举制发展而来的。科举制是选贤与能,比贵族的世袭制更现代化。比方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它学了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一千条、一万条,就是不学科举制。为什么?因为贵族主义的日本是不能选择平民做官的,只能是选贵族子弟来继承爵位与统治权,所以它学不了中国的建立在平民政治上的科举制。但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欧美文官制度却也没有贴上“中国皇帝恩赐”或“中国官僚主义”的标签。同时,这也并没有阻止西方向中国不断发起战争,反而使得这种战争规模更大、更有效率。
   
   2、科举制的选贤与能,是为欧洲文官考核制度提供了原型,但它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科举制说到底是为大一统的集权帝国服务的,而大一统迟早会导致社会僵化。例如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成为民主国家之后,文官制与官僚主义很快就兴起了。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私人的进取精神即因此而衰退了。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开始时是私人企业经营殖民地,后来却被英国政府接管,非洲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十九世纪英国官僚体制的稳固与大英帝国的成熟和停滞几乎同步,这时它就自然地把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了。事实上科举制只是一种技术系统,作为社会操纵系统,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官僚政府都可能创造来的。但无疑,中国在这方面最为成功。
   
   中国科举制的长处在于,采取了一种重视人文精神的立场,因为中国精神向来反对武人专政,是重文治而轻武功的。而在较为黩武的社会中,也有某种类似科举制的“武官制度”运用着,比如说土耳其的禁卫军制度即是这样。它的能力标准是选择骁勇善战、武功超群的人做官,而不是选文官。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埃及的马姆留克奴隶王朝,统治阶级全由奴隶组成,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史上实属罕见。它早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预言和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八百年,就奉行真正的“无产阶级统治”、“奴隶掌权的政治”了。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政治实体规定,它的统治阶级成员不能结婚,不能有后裔;即使隐蔽地组织了家庭,有了私生子,也不被社会所承认,更不能获得继承权。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要补充自己的有生力量,就到市场上购买幼年奴隶,进行训练,培养成为战士和政治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王朝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十三世纪时抵抗住了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的大举进攻,使埃及人免遭北方蛮族铁蹄的蹂躏。从此以后,这个制度就仿佛获得了历史必然性的证明,一直保留了五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才被一个名叫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给摧毁了。他的办法非常残忍,就是把所有的马姆留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大概只有百人苟且偷生,逃出埃及。这个前现代的“无产阶级政权”就这样消灭了。
   
   从阿里铲除无产阶级专政所使用的手段之暴烈残酷,也可以证明这个古代无产阶级政权的顽强性,所以,非此不足以克服它,而阿里之前一切想推翻它、但方式比较温和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个军事的、奴隶的“科举制”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即在于它非常遵守制度,决不假公济私,决不把政权交给高干子弟去把持玩弄,这就有效防止了腐败势力的渗透。正是这种“大公无私、胸怀全球”的风格,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获得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生命力。
   
   3、 “党天下的举孝廉”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彻底失败,是整个旧中国也就是“帝国时代及其尾声的僭主时代”,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漫漫长夜之后,新王国其兴乎!此时,我们看到:“非世袭的等级制度”与“社会民主”并不矛盾,而且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择优而仕的社会等级制度,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民主!而中国在帝国时代之所以能推行非世袭而以资历取胜的科举等级制度,就是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平民社会:平民可以当皇帝,也可以当宰相和任何高级官员、饱学硕士。
   
   4、社会民主不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也不是一种一时利用而事后反悔的战斗口号,如列宁主义的平等学说。社会民主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兴盛的唯一基础。它是切实可行又有发展前途的“科举等级制度”、“资历等级制度”。也许“等级制度”这个词容易激起不好的历史联想吧,那么我们可以改称之“社会择优制度”。“学而优则仕”与现代文官制度、资格考试制度,非常接近的。社会主义不够精确,社会择优才够精确。只有社会择优了,社会才能兴盛。否则,“社会民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是堕落为廉价的、低效率的宣传。
   
   5、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国际交流,竟形成了“向欧洲寻求真理”的可悲深渊?为什么,中国人的“学习”非得沦为一种宗法式的膜拜?并打上了“马列主义”的宗派印记、甚至“毛牌救主”的个人印记?这个是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沦为一种弱磁文化;这还因为,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已经陷入亡国状态。未来中国,一定要在现代化的同时祛除自卑,未来中国,一定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坚持中国本位──这倒是我们该从欧洲人的历史所学到的第一要义。
   
   
   三、一劳永逸
   
   1、“一劳永逸”、“长治久安”曾经作为一个高明的战略而受到我们民族心理的赞赏。在这里,“劳”被目为不得已的苦差;而“逸”才是生活的可爱目的。这里透溢着一种虚胖的荡妇哲学的余韵。这种可怕的风骚甚至可以把“肥”与“美”生拉硬扯到一处,组合一个“肥美”的永逸世界。但是,中国人要使自己的文化充满活力,并使自己变得矫健,就得首先拒绝这些粘满了惰性的格言。
   
   其实用一种冷静的眼光看一看自己的好古与复古主义的热忱,就会发现,我的此种倾向都是某种社会病症之表现。何谓也?由于民族之没落,人们都堕落了,我就像盲瞽一般看不见光明,我寻求又寻求不到,更无法看见欧洲文明的光芒。虽然欧洲自己已经没落,但它的光芒还将影响后世,甚至数十百年,乃至于更长。于是我只能转向远古的想象,那是被我理想化了的。否则,我们当代的黑暗生活就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2、说穿了,不是我们“被古人束缚”,而是“要古人为我们作证”。从经学家而非史学家看来,近人顾颉刚一类的“疑古派”,甚至走得比清人章学诚更远。在他们的眼中,《六经》甚至连史料也不是──只是一篇篇神话、一堆堆层积物。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经典多是出自政治考虑的创造,科学意义的“伪造”──古代生活被他们充分“现代化”了。
   
   1960年代,有一个政治上的庞然大物和一个精神上的可怜侏儒毛泽东,作为“疑古派”的精神私生子──竟把这一“民族自贱心理”推向了极致:他说,中国文化除了一部《红楼梦》,什么也没有。他还发狂地推销那部私人小说《金瓶梅》,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他的手下陈云说他“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衣冠禽兽”。与此同时,毛却把中国的圣典打入“唯心主义”、“剥削阶级”的地狱,从而打开了中国文明的黑夜。伴随着“雄鸡一唱”的嚎叫,精神沉沦了……“疑古派”的后继者,就是这些所谓“批判继承派”。他们哪里懂得什么“继承”──连“批判”还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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