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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第三中国论》
   
   第九篇“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一、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二、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三、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四、如何制造文化压力
   五、反逐鹿的哲学
   六、社会主义的命运
   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
   八、读康有为《大同书》
   九、社会主义的可能胜利
   十、王朝更迭是唯一的出路
   
   
   一、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1、把民主和自由当作礼物送给并不准备为之而战,甚至仅仅是付出一些财政上的代价都不愿意的人民,是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厚礼反倒会成为一颗定时的社会炸弹,会成为“金元政治”甚至“军阀政治”、“党魁政治”的温床。这种滥用人民名义的做法,也是北洋政府(“金元政治”)、国民政府(“军阀政治”)、人民政府(“党魁政治”)得以崛起的关键。三个政府轮流坐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特色。
   
   2、一党专政的确切定义是:“由党对社会实行全面专政。”如张春桥“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即是其宣告。凡是“非党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也即“民间社会的”。然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忽视了一党专政的另一面相:“应该在对社会实行专政的同时,实行党内民主,就像罗马共和国在对世界实行专政时,对罗马内部实行民主。”否则,那就不是一党专政了,而是寡头统治或独裁统治了。这样看来,真实的而非虚矫的一党专政,应是向全民民主过渡的一种临时状态。其时间不宜超过“一代人”(如佛朗哥政权),否则,就有沦为世袭的或委任的寡头统治的危险(如勃列日涅夫政权)。
   
   3、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临时性专政,所由的途径类似“罗马公民权的扩大”。最后,是全体居民上升到原先的精英水平,这就为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
   
   4、“精英党”的吸收成员,类似“罗马公民权的授予”。依据是,制度化了的精英标准;尤如科举取士一般,当然,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其中也包括“劳动模范”。而如果没有了这一制度化的吸收,则沦为“武大郎开店”。
   
   5、一党专政原来的使命是革命。所以现代的专制政府并不仅仅独裁,而且极权。专制政府可以是集体领导的,独裁政府则是个人统治,极权政府则是全面专政。布尔什维克不是通过苏维埃来控制国家,而是通过专政工具“契卡”,也就是秘密警察“肃反委员会”。苏维埃本是民众组织,即多种政治派别组成的会议。但是苏维埃后来却成了独裁者斯大林的橡皮图章。
   
   6、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总之,引导向了一场社会的总体革命。然而,一切革命都有极限的,而不可能是“继续的”甚至“不断的”,所以,当革命的一党专政失去其革命对象时,党的腐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这时,革命的利器被弃置不用之后,就沦为锈蚀的、腐败的温床。而随着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性的社会改造的完成,这几乎是个必定要来临的“时间问题”。
   
   7、在古代,没有一种专制政体能够兴旺发达百年以上,它无法调节社会关系,使社会长期保持繁荣昌盛。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频率加速,所以专制政体的有效性都难以保持三十年以上。即,随着王朝创立者这一代的消颓、死亡,专制机器也就失灵了,甚至以大量的血也难以“润滑”它了。相比之下,专制对比民主拥有的优势即权力集中带来的高效率、低费用,也就丧尽,而不可控制的腐败却增长起来。以权力或超级权力去惩治腐败,其后果将是腐败更甚。这并不令人费解!实际上,是因为惩治腐败的权力和制造腐败的权力,源出于一。在反腐败运动中扩大并膨胀起来的反腐败权力,当运动的势头(“风头”)逝去之后,迅即转化成为下一轮更大腐败过程的滋生温床。
   
   8、一党专政若与革命对象的消失同时宣告解体,则可以避免社会僵化与政治腐败;为此,需在解体之前预先铺下多元制衡之轨。总之,新权威专政的时期,决不可超过“一代人”。“一代人的专政”将作为自觉自律的创举,载入史册。他因此与秦始皇而非秦皇之末流的韶山大王并驾齐驱。那位决心在中国确立民主政体的大能者、独裁官,将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为其殊荣:他将获得德侔五帝、功盖秦皇的历史角色:秦始皇在中国确立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只是经过他(确立民主的人)的手才被完全消弭、埋葬的。因为,不确立一种新秩序、新制度、新文化(“议礼、制度、考文”)就不可能消除旧秩序、旧制度、旧文化。“社会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而不可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因为社会制度的真空状态是无法想象的。为了这个殊荣,确立民主的人必须剥夺野心家们梦寐以求的“继承权”。
   
   9、民主的确立者有必要宽容宗教的活动以至鼓励宗教的感情。它将在一切文化领域和社会方针上“反专制政体之道以行之”,以便为过渡到社会民主的新阶段铺设钢轨。它将大力利用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布下瓦解专制政体本身的树种,以便在自己退出中国舞台之际,阻止旧的或新的专制政体卷土重来,使中国进入又一轮的动荡改造、任意妄为。中国不可成为一个堆满了尘封的蓝图的国家!
   
   
   二、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1、有两种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社会主义。
   
   2、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民主主义,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征服战略。
   
   3、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十九世纪式的分析,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二十世纪式的控制。
   
   4、理论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有理性的优势;实际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具有“野蛮的优势”;二者构成强弩之末的优势,足以镇压人民的反抗。
   
   5、实际的社会主义,十足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谓“总体战”的尚武思想,是人类历史迄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它本来命定要结束人类的发展的。但核武库的出现和洲际导弹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社会发展的进程”。
   
   6、回顾一下:原先,两次世界战争表明,世界正趋向统一。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五十年后只剩下两个超级大国还在舞台上了。但全面毁灭性的核武器一旦发明出来,就使得任何一场总体战“将不再有胜利者”。阿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之战以及其他的“代理人战争”都被排除在总体战之外,所以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了。由此可见,正是致命武器的出现,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得以避免。虽然出现了“冷战”,但也毕竟获得了伴随着局部战争的“总体和平”。对社会主义比较不幸的是:冷战造成的战略对峙,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原先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极权主义获得的;同时也逐步削弱了社会主义原先的理想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挂羊头卖狗肉”而获得的。
   
   7、很显然,在核威慑之下,常规军备的作用降低了。而奉社会主义之名进行专制独裁的那些总体战国家,比纳粹主义的“要大炮不要黄油”尤甚,“八亿人民八亿兵”就是其实践。军费过于庞大、社会管制过于严格,这在常规战争时期都是“优势”;但到了“武装和平”的冷战期间。则大大削弱、限制了国力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了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社会主义就这样走向了自杀的末路。
   
   8、总体战国家既牺牲了社会文化、民用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无法把集权获得的庞大军力投入一场新的世界战争(“解放全人类”),结果就是徒然浪费资源,而无法获得战利品,这样就使自己的存在陷入了一个悖论。
   
   9、在另外一个极端,日本、德国这些前战败国,却因为均被禁止军备竞赛而发展成为新技术国家,并且因此祸而得福,因“节省军费”和“社会自由”这两项常规战争时代的“劣势”,而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10、这就是1980年代中国被迫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原因。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力图沿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原路退回去,以致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实际上,此路并不真通。
   
   11、为了求得一条通达之道,我们需要区别社会主义伦理与社会主义实践──前者在中国几乎是一种传统;后者只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革命时代偶然出现(秦始皇、王莽、张鲁、王安石、洪秀全、毛泽东等):而且都以惨败告终。它们最终只是作为“变态反应”的事例存在于历史教训之中。
   
   1985年5月22日
   
   
   三、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中苏两国的社会现象甚至“规章制度”,都有极大的相似性,历来的论者多将原因追溯到二者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看法有道理,但比较肤浅。如更深一层透视,这个问题会油然而生: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得同一种意识形态在中苏两国跃居庙堂?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民间意识形态差别极大?例如苏联以东正教为主,中国以儒释道为主。如果认为,中国和苏联先后落入马列主义的掌握仅是一系列“偶然政变”等“因缘际会的巧合”所致,那么,又何以解释一种意识形态作用于两个社会时,竟会发生社会效果的近似?例如,两国都在共产党掌权后十年左右爆发大饥荒,然后又在十年后爆发大清洗。可见,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现象之间,确实还是具备某种“有机联系”。
   
   我们记得,中俄两国在历史上有过一段共同的遭遇: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中国经受了一百三十四年(1234─1368年),俄国经受了两百四十一年(1239─1480年)。日本得以远离蒙古铁蹄践踏之外而东欧未能,所以1950年代日本得以远离苏联铁蹄践踏之外而东欧未能。值得注意,继蒙古人势力从中俄的消失,首先来到中俄两国的是著名的恐怖统治:中国的朱元璋和俄国的伊凡三世(伊凡雷帝)。这两个人都是心理病态的虐待狂,结果把中俄两个社会都变成了精神病院。由此可见,蒙古统治在中俄两个社会的发展上,都留下深远的病态影响:
   
   1、比较一下明清时代中国社会与汉、唐、宋时代的差别:君主专制的制度化与严格化。
   
   2、比较一下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的社会与文化与基辅罗斯的差别:自由气氛的稀薄及“亚洲传统”的影响等等。
   
   3、中国领有云南、西藏、青海,是蒙古统治的重要遗产之一。而内外蒙古与满州,也在汉蒙争斗中日益汉化。
   
   4、俄国向东方(伏尔加流域、克里米亚、乌拉山以东的大平原、外高加索、中亚西亚、西伯利亚、黑龙江流域)的扩张,也是对蒙古统治的反应:由于蒙古统治,沙皇自认具有可汗式的统治草原民族的“权利”……
   
   5、中俄的分界,终以瓜分蒙古游牧部落而告一段落──外蒙古的“独立”是这一势力划分的活化石。
   
   6、在与欧洲国家的交往中,满清统治者自觉与沙俄统治者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及彼此了解。这是因为,他们都有蒙古统治这一“中介”,且都为大陆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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