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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第三中国论》
   
   

   第七篇“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二、“运动”的恐怖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
   七、展望未来世界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是在自新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切潮流、波折、动荡、革命──都是围绕着“自新”这个轴心来转动的;中国革命的种种努力──归根结蒂都在推动中国民族的自新进程。换一个角度,中国革命所遭遇的种种停顿、挫折、失败、反动……到头来不过“加强了革命的势力并激化了革命的努力”。结果,“弯路”的概念反倒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幻觉。这幻觉后面显然隐藏着一种无知,这无知将“曲折的必由之路”看作“可以避免的弯路”。但是没有走过“弯路”的人却不能理解:命运决不会把“走过弯路”的人与“一帆风顺”的人等同视之,因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能量,在困难面前游刃有余,在挑战面前坚不可摧。
   
   如果我们面前只有一条道路,但这条路又是弯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勇敢地走过来了。事后聪明者悲凉地叹息说: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弯路!要是不这么走,而是……走的话,我们早就找到幸福的目的了。然而他们所说的“……走”的道路,其实并不存在。
   
   “历史总是不堪回顾的”,因为它排除了许多“不重要”的东西。可是在发展中,正是这类好像“不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事态的进程!它们是命运可靠的见证和神秘的引导。
   
   至于“错路”──既然中国只有“自新”这一条路可走: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只要是新的,那么我们走过的一切道路,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险,又有什么“错处”可言呢?“错”与“对”是就“可选择性的范围之内”而言的。一旦过到“可选择性的范围”这一界限,而落入宿命的汪洋中──“错”与“对”的界限就统统泯灭了。唯一的正确的就是尽力挣扎到彼岸,而不再顾及“错”或“对”,因为这时候“寻找新航线”的努力,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命令了。
   
   (1982年9月17日)
   
   
   二、“运动”的恐怖
   
   “斗私批修”、“集体生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改造”等等斯巴达或清教式的努力,之所以在前不久一度支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是因为中国的民族性中,太缺乏公益心了。公益心不是仅供玩赏的奢侈品,而是“现代化”必须的民族性心理素质。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斗私批修”、“集体生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改造”等等作为斯巴达或清教式的努力,又是“伪斯巴达”和“伪清教”式的,因为它是只对下而不对上的,完全缺乏“国家主义”或“信仰至上”的专业精神,最后都流于“领袖纵欲”或“权力至上”的党棍末流。由此可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一种比喻确实很难贴切,因其来源是那样的不同。
   
   影片《芙蓉镇》末尾那疯子敲着锣,声嘶力竭地高呼:“运动喽,运动──”确实再现了毛恐怖时代(1949年──1976年)的主旋律,体现了那里的社会生活的精髓,就是“整人运动”。
   
   “运动”这个词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但是,“运动”这个概念却是由日本输入的,那是指社会主流往往还是当权者强迫多数居民追随党魁、牺牲自己而发起的社会行动。“运动”所表达的含义古今之所以截然有别,是因为古代中国并无现代中国(包括日本)这样的“社会变革”、“文化革命”。因此你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解说现代中国的“运动”,他定然茫然无所解。这是因为“运动”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中仅指“疏通上下”、“打点关系”甚至“行贿受贿”。这种私人性质的“运动”和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运动”,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在生活中扮演着几乎相反的角色。
   
   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易经》上的那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大约算“运动的极致”了;但在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这种自省式的、独善其身的活动,不能和天翻地覆、触及每个灵魂的“扒皮运动”相提并论。《周易》如此颂扬“变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不穷。”但需要明白,此“变化”是自然性质的,而横行现代中国的“运动”却是人为性质的。此中差别不可谓不大。
   
   对“动”的这种不同解释。实际上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内在性质,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外生性质之对比。对传统中人来说,人的文明是自然生成的,与天地万物同一根源;但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文明状态却是别人迫使我们接受的:前者是文化与文明的主人,后者却是文化与文明的客人有时甚至沦为仆人。对于自然生成的文明文化来说,节奏和闲暇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优裕的心情反倒能促使它的良好发育。但在摹仿与攀比的文明文化中,节奏被打乱了,闲暇根本谈不上,优裕被焦虑取代了,这好比邯郸学步者的急不可耐,对别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步态,对他来说却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在现代的处境正是如此。现代文明对我们来说是无所师承的舶来品,它的出现,太突然、太迅猛也太纷繁了,原先我们是自己文化的主人,这时却成了外来文化的客人,我们目不暇接、手忙脚乱,这种手忙脚乱便成了有意识的“运动”,一种整人运动。
   
   (1985年5月18日)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1、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由运动驱赶着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等暂且不去说它,姑且从二十世纪开始说起。本世纪伊始,中国就发作了一场史称“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痉挛,这是对欧洲文化势力(如教会的布道活动和社会的科技传播,再如采矿、修铁路等等活动)的非理性反抗,为什么说它非理性?因为它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不知道应该发明一些替代品,使得这种反抗成为有效。当时中国的南方省份虽因置身事外而避免了这一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义和团招致的八国联军入侵和“中央政权”的权威破产,却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南方诸省亦莫能外。
   
   2、义和团运动刚刚平息,“中央”政权归还不久,立宪运动就风起云涌。原来,立宪运动乃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报复。这层姻缘关系,迄今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故此略表一二。例如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有志者纷纷逃往海外藏匿,被满清被视为叛逆,因此反动势力一时甚嚣尘上。那拉氏集团和八旗顽固派,为自己的反动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就把维新活动和卖国行为划上了等号,恰巧维新者师承的那个“新”,具有外国的来源,正是这层复杂的关系,使得反对变法维新的活动,仿佛具有了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色彩,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伪民族主义”。
   
   3、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以反对科学的面目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十年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民族主义,恰具完全相反的社会功能,因此这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而且还是一种愚昧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上层逆流的默许和鼓动下,民间的会道门势力以一种极其悬殊的落伍行式开始了动乱。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惊天动地,没有官方的赞助是不可想象的。以前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抗当局的行动总是在边远地区、薄弱环节开始发生的。1900年义和团却一反常态,表明后面有官府力量的支持;与六十多年后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极为相似。而在义和团和支持它的那拉氏集团遭到失败以后,维新势力再度崛起,迫使“中央”政府同意采取措施,召开立宪会议。
   
   4、立宪运动的始末,最能说明中国事态的悲剧性质。中国的改革,总是来得太晚又进行得太慢,最后就成了一种满大人式的敷衍和推诿,成了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这是老人政治的最怕痼疾之一。维新运动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反击而成为立宪运动之后,正是如此这般地成了一种点缀品:其关键在于社会精英的背离。社会精英们总是敏感地看到症结所在,他们转而采取革命的立场。这就是1905年以后同盟会力量空前剧增的社会动力。所以继立宪运动之后,辛亥年间的革命运动就星火燎原了。辛亥革命运动之后又有倒袁运动和二次革命。
   
   5、1916年袁世凯死,中央政权从此丧失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达三十三年之久。但运动的精灵并未随着中央政府的垮台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剧增起来,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方域。运动的样式在不断翻新,性质也不断变化。例如袁世凯死到蒋介石打赢北伐战争,这期间席卷中国大地的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社会文化,还第一次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揭开近代中国“不断革命”之先河。
   
   6、新文化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路,而国民革命运动最后又引出了北伐战争。它把中国现代史中“运动”的意义,空前鲜明地凸现了出来;运动是一种不流血的社会战争,而战争不过是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罢了。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事实上,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伴随着华工的贩卖、南人和北人的交通、满洲的汉化、以及中日战争期间的巨型移民运动、对西藏及新疆的殖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规模人口的重新配置工作(它的结果之一就是许多家庭的破裂及夫妻被迫分居等等)等等一系列历史性运动,一场新形式的“民族迁徙”活动就已经揭开了它的序幕并逐渐地转向高潮。
   
   是的,只是“转向高潮”──因为真正的高潮尚未来到。在我的意念之海中,那个高潮正在凝聚其压抑力量,并正在为它惊世骇俗的怪诞形态作暗中的准备。
   
   在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回合之中,这场新形式的民族大迁徙不仅是“无可幸免”的,而且还是愈彻底愈好。一场重新配置人口的伟大运动已是为时不远了───我为什么这么预测呢?因为:若没有这么一场空历史之前超巨型移民活动,中国的重建是不可思议的。这不论就其涉及的人口数量,还是就其剧烈的程度及时间的紧迫而言,都是如此。
   
   这种超巨型的移民活动(其中包括对大量人口的“政治镇压”与“科学处理”),无疑将对中国新文化结构的形成,都发挥了一种直接的促进作用。我丝毫也不怀疑,通过几十年来的深切苦恼,一种新的文化精魂已在枯荒的中原上产生并开始发出或即将发出它灼人心肺的光芒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之“物质化”,如何“使文化精魂衍化为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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