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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第三中国论》
   
   第四篇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所谓“第三中国”,是就“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言的,是继“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起的,是在并吞“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残迹之后而形成的──犹如并吞了南北朝的隋唐帝国。
   
   所谓“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就是“现代南北朝”──现代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1912年诞生;现代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1949年诞生。
   
   中华民国诞生伊始,就有所谓“南北对峙”,紧接下来“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国共决斗”不断,最后形成“隔海分裂的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与共产党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南朝与现代北朝──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
   
   从古代南北朝的经验看,“两个中国”必须要合并成为“一个中国”,强大的隋朝和昌盛的唐朝才会出现,让中国在两百年的衰败、内乱、分裂、外敌入侵、残暴专政之后,重新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中央。
   
   但是,现在还没有中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和“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两个残缺不全的“政治实体”,或曰“政治尸体”。“政治尸体”被化装成为“政治实体”,进而化装成了“国家”、“政府”、“民意代表”或“人民代表”。
   
   其实,这还不是“国家”,还没有脱离“军阀造国时代”的盘根错节。这尤其不是“中国”。“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中央之国,怎么能由两个残缺不全、没有灵魂和制度的“政治尸体”予以代表?这一对不伦不类的“代表”,不仅是对“中国”这一词汇的糟蹋,而且是对“中国”这一概念的侮辱。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笔者曾经在1989年6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称当时的1989年5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因为三百五十年来的异质统治──包括异族统治和异化统治(“异化统治”即由本族人执行异族统治),已经使得中国人明显地丧失了“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能力。但是杂志的编辑非常敏感,他(或她)立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语改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并按照当时的惯例,未经作者同意就予以公开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1989年的5月,而“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却绝对不在现代中国的这个军阀造国的时代。那是在历史上,是在军阀造国完成以后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以及着手建立文官体制的“贞观之治”。至于所谓“康乾盛世”,那并非文治,而是八旗的军事专政。
   
   而1989年的短暂春天立即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绝对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极端悲剧的时代,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让世人可以“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瞬间。这个瞬间的窗口被粗暴而迅速地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下了记忆、显示了可能,并印证了我此前十五年的思考(1974—1989年)。
   
   有关“第三中国”的思考,最初结果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作出了如下的发表:
   
   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美国合众国际社电讯1981年10月18日);
   
   2《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等历史形式》,原载《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读<三国志>及其它》(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2月19日及26日、《向东方》之《第三章文明的毁灭》,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4《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5《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原载《书林》杂志1989年5期);
   
   6《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七年十二月号);
   
   7《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九年九月号);
   
   
   这七论之间的时间跨度,为整整十八年。
   
   如果上延“第二南北朝”概念开始孕育写作的1975年春天,以及1980年5月2日整理出来的《“新南北朝的曙光”大纲》、《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再下推于今,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现代中文世界的分崩离析中,若不替党派财团摇唇鼓舌,发表每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
   
   但具有创造能力的文化阶层,已经通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并且得以知道:一个民族的黄金时代有个显著的标志──统治阶层和被治阶层都能在文化阶层所宣布的民族意识里,发现自己的共同权力和共同利益;并“同心同德地力臻实现这个共同的理想”。这样的时代,也许不久就再次印证在中国的大地了。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第三中国的人们,既不是患有广场恐怖症的党派老鼠,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的摇唇鼓舌者。他们既不需要逃往海外,也不需要在大陆为奴,他们是精细而审慎、大胆而热烈的就地创造者。他们并不希图造出什么永恒的东西或终极的真理,他们只是为了这个千年的这个季节的特殊需要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政治意义上的“第三中国”,是作为“两个中国”的兼并者来到我们面前。它既不疲软无力,也不杀气腾腾──它洋溢着一派雄劲的吉祥之光……
   
   第三中国将在两个中国的废墟上,建成自己的政治结构与文明版图。
   
   第三中国的诞生将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因为,那也将是文化上“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破晓黎明。
   
   第三中国,决不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舞会(Party)国家”,决不是一个“党(Party)国”。
   
   第三中国既不是第一中国、国民党中国、中华民国的“部分专政的党国”;也不是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专政的党国”。第三中国,应该而且必定像西周和盛唐那样,建立在一个更为合理、更有弹性、更加可塑、更为多元化的基础上。
   
   第三中国之所以是“应该”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的模式太零乱,而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则太僵硬。它们两个中国,全都不合中国生活的需要。两个中国共同坠落成为腐败的典型,并终将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中国关于“典型”的塑造和宣传,在这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讽刺性结果:所谓“两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所谓“一中”,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现在,在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之后,历史的发展将“铲除两国·实现一中”!
   
   第三中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前提是“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而不论第一中国还是第二中国,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依然没有完成这个前提任务。新的中国民族还没有升起──作为世界气候已经变化的象征。
   
   但是,快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总是告诉我们:两千年来,“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走马灯般地轮流坐庄,他们的遗迹充塞在历史的字里行间。
   
   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并以此弥合此前两千余年的民族分裂。
   
   中国,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作为民族整体的定力……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潜力。
   
   ──这才是“并吞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第三中国”!它将超越隋炀帝的大业,直接抵达盛唐的仪典。
   
   2010年5月1日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6/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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