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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第三中国论》
   
   第六篇“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三、一束思想
   四、一个民族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一)中国民族的传统定义:运用汉字并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二)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作辐射状的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张。甚至最为残暴的专制帝王也是以“扩张中原文化”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这一面目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专制帝王,而仅仅是一个乱党分子。
   
   (三)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丧尽边陲、多少次唾面自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大部分遗产,但文化财产则大部失去了,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一产业的主人,他们是一群即使死了以后也要“去见马克思”的洋奴。
   
   (四)“中国民族的改造”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灭顶的压力。因此中国人是极为不情愿地“被拖入”现代的,这与日本人的积极主动地卷入现代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反差。但是,未来是不可预料的,谁笑到最后?没有人知道。
   
   (五)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在西方进化论的狂潮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下,迫不得已“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却迫使中国人逐渐走上了比之日本更为激进的“积极主动地卷入现代世界”的扩张道路。
   
   (六)中国革命在事实上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变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一份“积极主动的生命精神”。为此,中国需要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有一天,全民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那时的世界将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空间,而中国创造的新文化形式也许会让世界感到震惊。历史或许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的持续高涨,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递增起来,并铺张开去。那时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正反馈进程变得日益健康和日益饱满,一扫千余年来的萎靡不振,终于结束民族生活史上的洋奴状态。
   
   (七)如此看来,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其实并无实质区别:它们各自的理想、口号、方针、旗帜、目标等等不过是些煽动群众贪欲、刺激领袖兽性的借口。中国革命的阶段及其各色运动的“客观任务”,其实只是为中国民族恢复生命活力与野蛮精神所作的努力。也可以说,残酷的革命是中国民族正在恢复其生命活力的不自觉的表现。这种意义的“中国革命”,其远景是导致一批具有野蛮精神的人应运而生,无文化状态将作为他们“新鲜本能”即恢复了生命节律的本能的“人文形式”,破土而出……
   
   (八)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意义:由于中国民族原有(很大程度上也是现有的)生活习惯和状态,与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和状态,在很多领域中正好相反,所以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界,就不得不将这二者杂交、互相补充起来。在中国被迫欧化的同时,世界也将被迫汉化。这能否“救现代世界之弊”倒不好说,但现代世界将被中国改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所谓现代世界,原来发端于“欧化的世界”,尤如地中海区域公元前三百年开始的“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开始毁灭波斯宗教到狄奥多西禁止希腊罗马宗教为止,延续了差不多六百年。而现代世界的欧洲化。从哥伦布发现美洲航线(1492年)到现在,也已经五百年了。
   
   (九)中国革命将促进这一事业:使中国的欧化程度达到一个“最适点”,既能保证中国充分适应现代世界及现代文明;又不至于失去中国的国本。只有这样,这一国本作为平定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利器,才有可能帮助世界度过分裂状态。为此必须:
   
   1、锁国与开放的双重政策。
   
   2、社会主义(对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对非统治阶级)并行的双重制度。
   
   3、以封建等级(对统治阶级)为基础的伦常忠忱观念和以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机会均等观念(对非统治阶级)互相兼容的双重道德系统。
   
   (1978年10月31日)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中国的良知告诫我们:中国尚未死去,它,无须马克思主义的劫夺者们打着“继承遗产”的旗号前来烧杀掳掠。中国文化尚未死去,它的精神财富至今活在我们身上──至今仍是生动有力的,鲜艳润泽的,活脱脱的……它哪里有什么“遗产”来让强盗们继承?中国和那些打着欧洲或半欧洲旗号的俄国、倭国强盗们,本不属于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欧洲思想的“中国化”,永远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生活目标、不同的精神状态、不同的身心素质。中国藐视那些二鬼子居心叵测的强词批判,中国拒绝那些马列主义者一厢情愿的夺理继承!
   
   掠夺性的继承,犹如未经认可的征税……必须废除。
   
   1、“中国的良知”近乎宗教情感。但它却基于理性主义,是成熟的智慧之光。犹太人斯宾诺莎曾经将这类难以名状之物,总结为“对神的理智爱”。
   
   2、“中国的良知”比“责任感”更强有力也更原始,而带有强烈的本能色彩,但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意志。所以古人们将“良知”与“良能”相提并论,并用社会伦常、自然天道来掩护它的存在。
   
   3、用我们的话说,“中国良知”是业已升华的“道德情操”,它是“权力意志”的更富于人性的表现,是一种经过文化熏陶的而非赤身裸体的权力欲。正如生存欲和繁殖欲是一切生命形成类型及健全个体所必须持有的;也正如权力欲是动物特有的一样:良知之欲也是人所共有的。这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中国人的良知”是经过“中国色彩”和“中国味道”烹调过的“人性”。
   
   4、“中国的良知”是中国精神的核心、中国民族的源头、中国历史的起点。而文天祥曾在绝境中醒悟到,这就是所谓的“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在当代的亡国黑暗中,这已是中国人的最大财产了。我希望,在未来它会成为世界能力──帮助世界达成一种更合乎人性的普遍秩序,假如后代的中国人明智地保留了它……
   
   5、伟大而深沉的复苏能否传遍中国的肢体?能否使世界充满德音的宣诰?这有待于中国人的子孙们去解答。即使不是种族意义上的子孙;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子孙:一如居住在日本的人们。
   
   6、新时代将告诉我们:凡是具有这种良知者──将被视为中国人。否则,就不算。而不必问其血统及种族来源。新中国人应是天下砥柱的公民,他们是中国良知的拥有者。
   
   (1978年10月31日)
   
   
   三、一束思想
   
   1、每一个民族都是某一种文化的产物,物质的与精神的。
   
   2、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倾向性、方向感,就像个人的爱好与口味。
   
   3、这种命定的倾向性、顽固的方向感,乃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脉:执之者生,弃之者死;扬之者长,避之者短。要想减缓或削弱这一倾向性、方向感,几乎就是在摧残与扼杀这一文化的携带者的生命本身。例如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在他们的文化被摧毁以后,也就进入了一种萎靡不振的甚至慢性死亡的状态。因为民族的生命本身,原来就是激发这一倾向性、方向感的那个载体,民族生命本身的一切功能,都是照准了这个倾向性与方向感而发育成熟的。
   
   4、一个大民族也正像一个大文化一样:要实现自我表现和自我完成,就要反抗那些阻碍这一表现、破坏这一完成的异己势力。作为民族与文化的子民,要么成全它、丰富它、使它得到充分的“纵欲”;要么拒绝它、诋毁它、追随那些异己的入侵者占领自己的祖国──“这里根本不存在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
   
   5、一种至死不渝的倾向、一个锲而不舍的方向,是一个文化、一种民族的基本要素,任何个人都无法逃离这天罗地网般的宿命!任何个人──任何生存于文化系统、活动于民族实体中的个人──他们的价值、意义、影响,都以他与这个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而定。无价值的人、琐屑的人、过眼烟云的人──就因为他们与这种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疏离了。谁与这种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密切,谁就愈能影响乃至左右这个倾向、方向,他就因此愈是“变得伟大”。……而不论这个倾向与方向本身到底是什么!
   
   6、有两种可以影响乃至左右这一倾向与方向的人物:顺势者被历史判定为好人、志士、正义之士,逆势者被历史目为坏蛋、奸邪、反动人物等等,用“历史数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正值人物”;后者是“负值人物”。也许伟大的自然只承认“绝对值”,但文化、民族、历史却不会向自然看齐,他们一定要树立假想敌、对立物,否则他们的生命压力就告枯竭了。
   
   7、对于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民族实体而言,有两种伟大的个人:一是伟大的精华,一是伟大的渣滓。或叫伟大的栋梁与伟大的败类。
   
   (A)就古代希伯莱民族及其文化而言,前者是士师、先知。尽管士师们与先知们在现世中的世俗生活状态可谓天壤之别;前者是握有统治权柄的人,后者则为了活命而四散逃奔……但是在精神的文化国度中──他们都是志同道合、一脉相承的。他们都作为文化倾向性赞助者与顺动者而出现。反之,耶稣则是另一类,他要离开犹太人的主流社会也就是渣滓与败类。他反对犹太文化的基本倾向,他力图扭转犹太文化的根本方向。所以,他被弃于犹太人,他的门徒也终于被革出教门。
   
   (B)就古代中原民族而言,前者是明君圣贤,后者则是秦皇、隋炀之流。由于古代中原文化“人文神话”的独特性质,伟大的统治者经常被塑造为文化英雄,是文明睿智的代表与象征。古人向来爱好按着某类标准而区别统治者,分别冠以“明主”与“昏君”、“贤主”与“暴君”的名号。这并不是按照“私德”来处理的(因为君王们的处境也许都是相去无几的),而是看他们的统治原则是否合乎“传统”即历史的惯例。简捷地说,说是看他们的倾向性,他们追求的东西是否与民族文化的基本倾向性与方向性相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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