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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的红色烙印


   共产党能为祸人间至今的一个原因是善于撒谎:针对不同的人,撒不同的谎;在不同的阶段,撒不同的谎。撒谎者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让人应接不暇,难以辨别。
   
   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死时,共产党已通过各种名目的整人运动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但因为会撒谎,几乎无人质疑共产党的合法性。
   

   八十年代,“文革”中生长的一代中国人进入大学。他们大多没有恐怖记忆,勇于追求自由。一九八九年,中共的蛮横无理再一次促使莘莘学子奋起捍卫人的尊严,他们的无畏和奉献让天安门广场一度成为世界的焦点,促使海内外华人获知撒谎和施暴是共产党的生存之道,得以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六四”屠杀虽然又害死了几千中国人,但这一次因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的合法性终于荡然无存。
   
   以柴玲、高行健和戈扬为代表的三代中国人从此与共产党决裂。在华人中第一次涌现唾弃共产党的浪潮。
   
   天安门一代唤醒了无数中国人,其中包括我。与柴玲同龄的我,“六四”前已留学德国,因此,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我有机会自由地探寻被共产党扭曲和掩盖的各种真相。 研读史料,辨别真伪,揭露谎言,呵护善良成为我今生的事业。
   
   以天安门一代为主导的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受到共产党的监控和渗透。同时,共产党也一直在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过共党喉舌缺乏信誉,难以欺骗世人。可是由卡玛夫妇制作的影片《天安门》却迷惑和误导了海内外无数观众包括反抗“六四”屠杀而入狱七年的武文建。
   
   武文建居然因影片《天安门》而赞赏卡玛,诋毁柴玲。因此,有必要把卡玛象她父亲韩丁、母亲史克、姑妈寒春、姑父阳早、表弟阳和平和曾祖姑母伏尼契一样属于红色洋人的事实公诸于众。他们一家都符合洋五毛的标准,虽然他们因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表现不同。
   
   在“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之际,又有网民撰文,为柴玲洗涮污名。其中一篇标题为《从鲁迅谈学生领袖想到柴玲》指出,“卡玛的东西是有失公允的,不管是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其认识导向很明显,客观上造成的效果也很显著。就像有的网友指出的,此人1995年制作发行了《天安门》(10月首映)。其后,还能自由出入中国,并能采访到国家领导人王光美,并在2003年秋发行《八九点钟的太阳》,这种两边通吃,占尽了两个制度好处的人,是不平凡的,应该警惕。请问有几个搞64研究的,搞文革研究的,可以享受到她这样的待遇?”
   
   
   《天安门》与柴玲
   
   
   共产党从一九四九年起,霸占了大陆的全部资源,老百姓完全被它蒙在鼓里,受它欺骗,被它糊弄,任它宰割。
   
   天安门一代从小就生长在中共打造的,鲁迅臆造的“铁屋子”里,接受共产党的赤化或曰毒化,能在大学时代群起抗争,要求自由,堪称壮举,值得讴歌。 他们为民请愿,为国分忧,要求与独裁者对话,勇于挑战强权,实在可歌可泣。他们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气和奉献震撼人心。
   
   在他们的感召下,在共党独裁中国的四十年里,第一次发生了百万人的和平游行,抗议共产党强加给天安门一代的罪名。
   
   二零零七年,当年和柴玲一起绝食的二百多学生之一在网上发表《关于柴玲的两句话》,为柴玲说公道话。文中说,“当时我们从北师大出发到天安门的时候,真是凄惨呀,一个人头上扎了一个绝食的白布条,一共就两百人,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啊。…… 谁料到绝食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支持,到第二天白天,人就多了起来,后来天安门居然去了上百万人。”
   
   共产党无视民意,发布“戒严令”,用谎言和武力强暴民意,促使世人认识到共产党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霸占了中国的匪帮。
   
   柴玲无疑是天安门一代中的佼佼者。她参与起草的《绝食宣言》、她在五月二十八日留下的“最后的话”(五·二八讲话 )和她在逃亡途中于六月八日在武汉大学录制的讲话都真实地记录了以她为代表的天安门一代的人性光辉。他们英勇无畏,追求自由,坚持非暴力。这三份历史文献至今令人感动,催人泪下。在五月二十八日柴玲就“用生命来请求和委托 Philip Cunningham 向全球的华人转达我真实的思想和感受”,其中包括,“我想最终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她用语言表达了也属天安门一代的湖南三勇士用蛋击毛像显示的先见之明。
   
   即使“六四”屠杀后,柴玲在录音讲话里还在强调“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爱与恨的战争”。 同时她还在录音讲话中问,“如果说那些拿着冲锋枪杀无辜市民的士兵是野兽、畜牲的话,那么这些坐在电视荧幕前、攝相机前撒谎的人,他们是什么人? ”
   
   二十三岁的柴玲已经本能地意识到中共就是靠施暴的枪杆子和撒谎的笔杆子来维持政权。而这些笔杆子中就有卡玛一家六口。
   
   卡玛拍《天安门》时找过柴玲,但柴玲拒绝接受她的采访,显然那时她也本能地意识到卡玛是罕见的洋红卫兵。柴玲们齐集天安门是在向共产党抗议,而卡玛们齐集天安门是在向毛泽东致敬。红卫兵一代与天安门一代水火不容。
   
   卡玛曾发表《为什么〈天安门〉没有采访到柴玲?——〈天安门〉中文稿本补记》,其中透露“当我告诉她已接受采访的人中包括戴晴和刘晓波这些观点与她不尽相同的人时,她的言语中更是透出鄙夷和不耐烦”。
   
   卡玛不知每个了解八九民运、戴晴和刘晓波的读者都会理解柴玲的反应。八九学运时,戴晴与中共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有联系,并以阎明复的名义邀请李洪林等名人去劝导学生。可是她却不顾这些名人要求政府退让的三点呼吁,“把学生当小孩一样的哄”(李洪林语),结果遭到学生反对,与学者反目。戴晴与卡玛都属中共专制下的特权阶层 — 红卫兵一代,与天安门一代立场不同,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这场冷战持续至今。
   
   刘晓波先象侯德健一样借绝食在天安门广场上抢风头,“六四”屠杀后却又都出面为中共圆无人死亡的弥天大谎。一九九二年,刘晓波还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来自暴其丑,抹黑他人。为此刘晓波一直遭到正直之士的批驳。刘晓东(笔名三妹)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网站《自由圣火》上发表《点评和节选:〈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一章》,专门提醒世人不要上刘晓波的当。刘晓东也属特权阶层、红卫兵一代,但她对共产专制有深刻地反省。在这篇文章中,她明确质疑刘晓波二零零九年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象《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样,是刘晓波的“故伎:拿民主当招牌,把说谎当成一项高尚的事业”。刘晓东认为“我们需要重读刘晓波的《独白》,读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郑义、王若望、刘宾雁如此愤怒。”郑义当年对刘晓波的评价现在还不过时:“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掂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这和刘晓波推崇中共的偶像鲁迅,说鲁迅是中华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不无关系。
   
   
   抹黑柴玲扭曲事实
   
   
   卡玛在上述文章中声称“我们影片的宗旨是严谨地处理史料”。可是,卡玛主导的两部影片《天安门》(一九九五年)和《八九点钟的太阳》(二零零三年)都违背史实,歪曲真相。
   
   《天安门》公映后,对卡玛的批评一直不断。二零零九年,网民慢牛发表《〈天安门〉影片评述:卡玛对柴玲的形象塑造,反思学生领袖》。作者认为,“大家看了这部片子,最深的感觉应该是柴玲吧。这个说话前后矛盾,先激进后逃跑,到处给学生组织搞破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形象应该是这部片子后半段的主要内容”。作者证实,“《天安门》里的柴玲是个制作组本身按制作组想定的模板,通过各种镜头剪辑、拼接塑造出来的人物,确实有失公允”。对此作者举了一系列例子,其中包括“卡玛如何‘塑造’柴玲”。卡玛为了误导观众得出柴玲让学生去死的印象,居然采用将柴玲引用李录的话,掐头去尾,变成柴玲自己说的话等卑鄙手段。因此作者认为“卡玛这种剪切方法,失去了制作纪录片的基本道德”。
   
   作者也象别的卡玛批评者一样断定,“通过卡玛的剪辑和引导,加上时代的变迁,她(柴玲)就成了一个反复无常,卑劣无耻,让大家往前冲,自己先跑的人了。在该片发表以后,96年,大量的名人,加入到对柴玲的批评里来,引用的基本都是《天安门》里的话,比如方舟子”。简言之,卡玛成功达到抹黑以柴玲为代表的天安门一代的目的。这当然不是“两个女人的战争”,而是正邪在以两个女人的面目较量。
   
   《天安门》上映后,天安门一代的清流封从德曾向卡玛指出《天安门》一片的错误,但卡玛置之不理。不得已,封从德只好在一九九八年发表专著《天安门之争》,澄清事实。每个关心八九民运,观看过柴玲讲话录像的知识人,不难看出,卡玛为了抹黑柴玲,扭曲真相,象中共一样不择手段。 在《天安门之争》一书中可以获知卡玛的具体做法。
   
   二零零七年,柴玲把卡玛告上法庭,封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亚微采访时说:“卡玛这部电影从效果和剪辑的手法看,对柴玲是有恶意的和妖魔化的,比如它把柴玲引述别人的讲话全部剪掉,然后变成柴玲自己的讲话。‘天安门’这部电影就是这么处理的。整个电影对‘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歪曲,对‘八九’年历史的了解也是误导的。”
   
   卡玛却用公开信向读者呼吁,指责柴玲的起诉是“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对此旅美华人杨林在评论《从长弓的呼吁书看长弓》中说,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美国的大媒体被人控告,被迫道歉,乃至主编被迫辞职的事时有发生,没听说过‘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有些人由于说了几句政治不正确的话而被迫道歉甚至辞职,也没有听说‘言论自由受到威胁’。能威胁到言论自由的只能是独裁的政权,把一个民间的案子上升到‘对言论自由的威胁’,说明卡玛对言论自由的肤浅理解,对法制的缺乏信任,和对‘党文化’的娴熟运用。”
   
   二零零九年,“六四”亲历者张健也发表文章《不信青史烬成灰》,支持柴玲,谴责卡玛。他说,“不可原谅就是卡玛这一类人,侯德健这一类人,揣著明白装糊涂。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第二次杀人。”
   
   
   美化凶手掩盖罪恶
   
   如果说卡玛在《天安门》中恶意剪接柴玲访谈以达到通过丑化柴玲,扭曲真相,诋毁八九民运的目的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八年后,她在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里通过美化红卫兵比如“恶之花”宋彬彬,掩盖“文革”罪恶的目的则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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