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六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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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记忆:我与生死弟兄刘苏里

六四记忆:我与生死弟兄刘苏里

    吴仁华

   岁月无情,而刀刻般的记忆却无法磨灭。2011年8月下旬获息:刘苏里9月初访问美国,从洛杉矶入境。我很兴奋。我和刘苏里、陈小平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的三位北大毕业生,曾在八九民运时一起挺身而出,使得从未闹过学潮的中国政法大学风云一时。

   与刘苏里分别已经22年。1989年6月10日,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汽车站,我为刘苏里、陈小平送行,神情凝重,离情依依。当时,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刘、陈在八九民运期间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骨干,正是中共当局急于搜捕的要犯。他俩不听劝阻,决意返回北京“投案”,果不其然,返回北京后即被捕,投入秦城监狱。

   2011年9月7日深夜,终于接到期待的电话,“是仁华吗?”“是。是苏里吧?你终于来了!”我们都很激动,语带哽咽。苏里提到,因为初次来美,老同学徐征特意陪同前来。徐征和刘苏里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研究生同学,毕业后一起留校任教。“六四”期间,我与徐结缘。

   1989年6月4日上午10时许,我和刘苏里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清场,之后率领数十名学生返回中国政法大学,与一夜坐立不安的陈小平会合。我们估计中共当局很快将展开抓捕行动,决定离校躲避。午后,我们到了徐征所提供的离政法大学不远的藏身处。苏里、小平连夜起草了退党声明,抗议六四屠杀,并计划“自动投案”,进行法庭斗争。我坚决反对他俩的计划,最终与徐征说服他俩随我南下温州避风。

   2011年10月8日傍晚,我来到约定的见面地点——洛杉矶罗兰岗市半岛海鲜酒家。稳定心情后进门,苏里快速离座过来,一个紧紧的拥抱,凝聚了22年的思念!六四后,刘苏里长期受监控不能出境,而我至今不能入境中国。一对生死弟兄分别22年后重逢,当今世界只有中国人才会有此经历,可谓是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见证。

   苏里说:“你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化。”我说:“怎么可能呢。”流亡22年,多少逝去的亲友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脸上的岁月痕迹虽不明显,心中却早已伤痕累累。

   在座的除刘苏里外,还有他的妻子张焕萍,及徐征、贺小微夫妇。一落座,我就问苏里的腰伤。他说,长途飞行后有些不适。2010年10月22日深夜,刘苏里回家途中遭到8名彪形大汉绑架,他极力反抗挣扎,导致腰椎压缩性骨折,在病床上躺了数月之久。绑架者是北京国保,原因是他的好友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刘苏里遭绑架失踪后,徐征、贺小薇夫妇到公安部门要人,对方出言恐吓,因腿伤架着拐杖的贺小薇毫不示弱,与其大吵一架。

   我心疼地责备苏里:“你干嘛反抗呀,跟着走就是了。”苏里说:“那帮孙子忒牛逼,根本就不亮明身份,我真以为遇上绑匪了。”我看着徐、贺夫妇对苏里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你有这样仗义的朋友真是幸运。”当年苏里进秦城监狱不久,其妻昌竞如就以留学的名义到了美国,呼吁营救,而狱中的苏里一直都是徐、贺夫妇照料。

   苏里很关切我当年跳海游泳出逃的情况。1989年10月,我悄然回到北京与一些朋友会面。不少朋友说,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情况危急,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外界不了解这些,需有人到海外呼吁营救,我自告奋勇设法偷渡出国。1990年2月,我跳海出走,抵达香港后,接待方不允许露面,我暗地联络《当代》半月刊杂志总编辑程翔、刘锐绍,以笔名“吴明”写了包括陈子明、王军涛、刘苏里、陈小平的系列人物的介绍文章,并写了题为《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的数万字文章,叙述了亲历的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整个过程。

   我将签名的拙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作为见面礼送给刘苏里夫妇、徐征夫妇。我问徐征:“名字没写错吧?”他说:“你还记得呢?”我说:“怎么会忘记,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对一脸诧异的贺小微说:“逃离北京前夜,你们找来了苏里的妻子——也是我和陈小平的朋友,分别给我们安排了住处。我就住在你家呀,在学院路。”她想起来了,笑着说,“那是我二哥的房子。”

   1989年6月5日,刘苏里前往北太平庄的政法大学教师宿舍区,在马晓玲家与王军涛会面。苏里一脸络腮胡子,身高180多,特征明显,贺小薇为他化了妆。当时王军涛、陈子明正在寻找八九民运的骨干,给他们提供北京人才评价考试中心主任谢小庆(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滔之子)出具的假工作证、单位介绍信,帮助逃亡。苏里告诉军涛,我们明天将离京南下温州。王军涛、陈子明说,宁可坐牢,也不逃亡国外。

   当晚,徐征夫妇穿越气氛恐怖的北京城,找来了苏里的妻子、小平的女朋友H和我的“女朋友”Z,分别为我们安排了住处,让我们在逃亡之前有个宁静的告别之夜。生离死别,我与Z一夜无眠,北京城时有枪声响起,窗外的学院路时有军车驶过。

   Z也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一个远离政治的20岁姑娘,因我而与八九民运结缘。1989年4月21日晚,北京各高校数万学生首次联合行动,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彻夜等候翌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追悼会。我在政法大学队伍前带队,胆怯的Z在队伍外围一路尾随,不时地让她的学生给我送进口香烟。1989年5月19日晚,北京即将戒严的消息使得气氛极其紧张,在新华门前担任指挥的我力劝Z离去。我们在长安街上道别,她给了我一个令人难忘的紧紧拥抱。1989年6月3日下午,我在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前召集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再三告诫闻讯而来的Z,今天形势紧张,无论如何不要到广场找我。1989年6月4日上午,我正在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前跪对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痛哭,Z的女同事贴耳告诉我:“昨晚城内枪声不断,Z坐立不安,不听劝告,一个人骑车去广场找你,至今没有回来。”我托徐征探听Z的情况,将我平安的消息告诉她。

   苏里等人很关切我与Z后来的情况。我乘机说明Z并非我的女朋友,她让我感动而没有心动。

   1990年2月我跳海出走,与Z失去联系。1991年5月我在洛杉矶出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为了突破新闻封锁,不定期将报纸寄到北京各高校。某期报纸曾报导香港歌星梅艳芳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死难者,被Z的一位女同事——梅艳芳的歌迷——收藏,她将之拿给也是梅艳芳歌迷的Z看,Z惊讶地发现该报的总编辑是我。Z后来自费到美国读博士,通过报社的电话联系上我。Z最终入了佛门。

   贺小薇插话说起当年她和徐征送我们逃离北京的情形,往事历历在目。

   1989年6月6日上午,我们到西直门坐地铁到北京火车站。在地铁车厢巧遇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经济学周报》副社长费远,他挤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什么都没说。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无人检票,我们登上南下的火车。车上有许多逃离北京的学生,叙说各自的六四经历。火车在山东境内停滞不前,因为各地学生堵路抗议六四屠杀。我们决定包租汽车继续南下,为了掩藏行踪,每隔一段路程就换车。在南京再次受阻,南京长江大桥被抗议学生阻断。6月7日深夜,我们租的车在浙江金华山区爆胎,一位乡民得知我们的身份后自告奋勇下山找来修车师傅。6月8日晨,我们终于抵达我的家乡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苏里说:“我记得当年是住在你家的二楼。”我纠正说:“我们是住在四楼。我家是四层的楼房。”这么多年过去,记忆难免有误,如果不是与徐征夫妇重逢,我还一直以为当年护送我们离京的是毕谊民。久别重逢,许多话题都围绕着令人难忘的八九民运。我问苏里:“还记得当年那两块大看板吗?”他说:“当然记得,那是我准备打家具的木头。”

   1989年4月20日,为了给第二天晚上北京各高校联合举行的游行壮声势,我提议做几个四人抬的大看板,苏里捐出木头做了两个大看板,一个由青年女教师张丽英画了胡耀邦遗像,一个由青年教师刘斌书写了中国宪法有关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第34、35条条款。后一个大看板十分引人注目,中国历史博物馆曾来人联系,要求收藏。

   我向苏里求证,当年制作白绸布的“中国魂”挽联是不是花费了700多人民币。苏里说,可不止这个数,记得是花了3000多人民币。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刘苏里即到北大活动,参与制作长达7米的白绸布挽联,上书“中国魂”三个大字。1989年4月17日深夜,数千名北大学生以这个挽联为前导,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

   苏里问我:“记得被运回政法大学的五具遇难学生遗体吗?”我说:“我们曾跪在遗体前痛哭失声,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哭过。”

   1989年6月4日上午7时许,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行至西长安街的六部口,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多辆坦克从背后快速追轧,编号106号的坦克冲进路旁的学生队伍,造成11名学生死亡,多人重伤致残,其中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双腿高位截肢。一位小卡车司机自告奋勇,将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运到政法大学,摆在教学大楼前。上午10时许,我和刘苏里带领数十名学生一进校门,就跪在遗体前痛哭不已,发誓永不遗忘。

   我们回忆起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我问苏里,还记得最后时刻你跟我说的话吗?他想了一会,想不起来。

   1989年6月4日凌晨4时整,天安门广场突然熄灯,一片漆黑,恐怖之极,数千名坚守者感觉最后时刻来临了,含泪高唱《国际歌》,歌声悲壮。数以万计的戒严部队军人已将广场围得铁桶似的,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集聚着第24集团军、第39集团军、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前集聚着第27集团军、第63集团军、第65集团军,南侧的箭楼一带集聚着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北侧的天安门城楼前集聚着第38集团军。我和苏里并肩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北侧最高一级台阶上,目睹装甲车、坦克从天安门城楼前出发,由北往南向纪念碑碾压过来,第27集团军数百名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装的官兵冲上纪念碑基座。当时,苏里握住我的手平静地说:“几十年了,我们终于轰轰烈烈地与共产党干了一场,今天哥俩就是死在这里也值了。”

   其实还有一个难忘的人,那就是苏里当时的妻子昌竞如,但由于刘苏里现任妻子在座,我又是与她初次见面,不好提到昌竞如。

   1989年6月4日凌晨,昌竞如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当时戒严部队已在木樨地等地大开杀戒,她实在放心不下刘苏里,但知道不能、也无法劝刘苏里回家,只好泪流满面地一再叮嘱我,关照好苏里,乔西需要他。苏里的儿子乔西当时只有两岁多。由于昌竞如的叮嘱,无论清场的过程如何艰险、混乱,我始终盯住苏里,一直到返校。后来刘苏里、徐征夫妇在话题中提到了昌竞如,我才说起了有关昌竞如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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