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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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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平反

质 疑 “平 反”
    庄晓斌
   时下讨论如何解决“六四”问题,这是件令执政当局十分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海内外的诸多精英人士肩担道义,对这个困扰(对不起,我只能选择困扰这个词)了我们民族整整23年了的话题,纷纷仗义执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表了大量建设性的意见。字里行间拳拳赤子之心,天地可鉴!令人感奋不已。
    在这诸多谏言里,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平反。即要求执政当局为“六四”平反,“以解禁、取消、特赦”等方式,对“六四”海外流亡人士准予返国;对国内因“六四”受难、受迫害、受不公待遇者或家庭,予以相应抚恤与补偿。”这个正义诉求体现了民心所向,应该给予肯定和赞许。
    然而,也许是笔者经历过的惨痛遭遇影响了理性思维,心底里对平反这个词却有着一种天生的憎恶情结。

    平反一词源于班固《汉书.隽不疑传》:“汉昭帝初年,隽不疑因平定刘泽等谋反有功,擢升为京兆长官。他每次审查县城的囚犯案件归家后,他母亲必问:“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如果不疑答已平反了很多人,他母亲就满面笑容,饮食、言谈都异于平常;如回答没有平反,则生气,以至不进饭食。所以,隽不疑做官数十年,总是严而不残。”
    何谓平反?即是把判误的案件或做错的政治结论改正过来。在“天无二日”的皇权时代,平反就是“浩荡天恩”的彰显。不但被平反的“罪臣”要叩谢天恩,治下的万民百姓也要山呼万岁,颂赞“天子圣明”。
    在“天无二日”的皇权时代,平反和“大赦、特赦”等彰显“浩荡天恩”的手段一样,都是平息鼎沸民怨,粉饰盛世清明的上保社稷,下抚民心的驭国之术。是和伸张正义丝毫不搭边的。
    中共独裁专制政权对老祖宗的这一驭国之术,应用得堪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共执政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运用“平反、大赦、特赦”这几招驭国之术可谓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试举几个实例吧。
    1959年到1975年间,中共政权先后7批特赦了共489名国民党及伪满、伪蒙战犯,这是特赦的实例。
    1978年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这是大赦的性质。
    1979年开始的三案(即冤、假、错)复查,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中国有数百万件刑事案件得到平反或甄别,共产党内部也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有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这次大规模复查运动,可以说是平反和特赦两种性质兼有之。
    真正可以称之为平反的实例有如下几则。
    如:“为大叛徒、大内奸、打工贼刘少奇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张志新烈士”平反等等。
    中共政权所做的这些“平反,大赦、特赦”的实例。是不是伸张了正义呢?恕我直言,这些是和伸张正义毫不搭边的。在没有公正和道义的社会里,公正和道义只是远在天际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及。中共政权所做的这些事情无非是为了维持和延续他们的“红色江山”。用时髦的一个词汇来表示,做这些事都是在“维稳”,都是平息鼎沸民怨,粉饰盛世清明的上保社稷,下抚民心的驭国之术。
    举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中共独裁专制政权所做的平反,就像是一个儿童在沙滩上玩游戏。拢起两堆沙子来,然后轻轻一抹,沙堆就抹平了。然后再拢起两个更大的沙堆,再抹平了。周而复始,一成不变,到头来,沙子依旧是沙子。至于抹平那堆,完全是童心所系,根本不用什么缜密的理性思考,也和伸张正义毫无干系。就像我们根本就无从评价,这个顽童抹平那个沙堆算伸张了正义?又拢起那个更大的沙堆算制造了邪恶呢?
    事实不正是如此么?中共玩起平反这种驭国之术,简直比那个顽童在沙滩上玩游戏还随心所欲。
    在“天无二日”的皇权时代,平反还真有点规矩。据考,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秦律》、《汉律》,还是近代的《大明律》、《大清律》,里边都有“反坐”和“赃官枉法”的律条。那时代,为官的要真闹出一两件“冤假错案”来,还真是不得了。轻者罢官丢乌纱帽,重者发配充军甚至掉脑壳。至于抚恤补偿嘛,虽则要叩谢天恩,山呼万岁,可那也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现赏啊!
    我们再来盘点一下中共政权所做的历次平反,是不是比“天无二日”的皇朝还没规矩,是不是比那顽童的沙滩游戏还轻松随意。
    诸如:给“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叛徒刘少奇平反”,不只是把踏在他身上的那一万只脚挪开了,刘少奇虽然身是翻过来了,可把他打翻在地的那个伟人不是还昂首矗立在天安门城楼上,享受着世袭香火么?
    再如;五十多万右派都平反了。可当年的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不俨然成了“改革的总设计师”了么?
    过去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皇帝,一旦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还要下“罪己诏”昭告天下,当必是为向属下的臣民们有个交代。
    而现实的中共政权给人平反可就简单多了。只要下发一个平反裁定书就完事了。而且去传达这个平反裁定的人还可能就是原先对你宣布判决的那个人。一个人,两副面孔,以前是凶神恶煞,现在是笑脸弥陀佛。照本宣科地朗读平反裁定:“某某法院根据中央文件指示精神,对某某人某项罪进行复查,经查原判定性不准,证据不确,现撤销原判,裁定某某人无罪。”然后,弥陀佛还会拍拍你的肩膀,并握住你的手说:“现在我们可以称呼同志了。”如此曾备受屈辱的“阶级敌人”就被恩抚得感激涕零了。
    以上我所描绘的情形,并不是我凭空杜撰,这就是我本人的亲身遭历。说实在话,我在心底里对平反这个词有憎恶情结的根源也就在于此。我在心底里一直这样认为:这种“天恩浩荡”式的平反,给予我的并不是幸运,而是耻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耻辱,就像在不经意间突然呑咽下了一只苍蝇,懊丧得只能翻肠倒胃地作呕。
    想想吧!从开国以来,土改、镇反、肃反、反右、社教直到文革,有多少“阶级敌人”被枉杀?又有多少无辜者被监禁?冥冥中有多少冤魂屈鬼在泣血怒号?现实中又有多少被奴役被蹂躏的贱民呼天不应,求告无门?中共独裁专制政权肆虐中华大地致使生灵涂炭,酿就滔天罪孽可谓罄竹难书!可经过无数次平反之后,那些杀了人的,依然故我,拒不认错,做了孽的,依然嚣张跋扈!而对被杀者及被杀者的家属们甚至连一句道歉的话语都没有。给予平反家属有限的一点点经济补偿,也是随心所欲,毫无原则标准。(当然对他们体制内的著名人物就另当别论了)其实,中共政权为人平反并不是为枉死的冤魂申冤昭雪,而是做个姿态给活人看的。诸如著名的反革命分子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都得到过当局的平反,但他们的沉冤昭雪了么?林昭,遇罗克的家属们得到过适当的抚恤了么?执政当局真的把这些被平反过的反革命分子当成志士了么? 当然 ,对平了反的人也分门别类,张志新是“党的女儿”,当然就是烈士了;而遇罗克是“阶级异己分子”,能告知是无罪错杀,就已经是“天恩浩荡”了。而诸如像我的亲哥哥庄彦斌之辈,家属连被告知的知情权也没有,当局只在他的案卷上写上“错杀”两个字,就尘封在法院浩如烟海的案卷里了。
    不仅如此,中共政权对给谁平反,给什么事件平反,也毫无原则章法,毫无公正道德底线,完全就是根据最高层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决议”行事。(这是现在的情况了,在毛时代、邓时代,则是完全根据说一不二的毛旨意、邓旨意行事了)。这和顽童抹平沙堆的游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随意去抹平那个沙堆,信手抚平,全凭个人主观意志。他们思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道民心,而是把那个沙堆抹平了,既能体现粉饰盛世的“天恩浩荡”,又能无碍“红色的江山社稷”稳定长久,乃至千秋万代不变色。
    所以,五十多万右派都平反了,而章伯钧
   罗隆基
   彭文应
   储安平 四个短命的大右派就算是盖棺论定了;而长寿的复旦大学历史教授陈仁炳,就算你望穿了双眼,走到奈何桥头还翘首回望,也盼不来这平反的“恩典”;而沦落异国他乡的林希翎则更可悲了。即便她拖着老迈多病的身体,不惜跻身在愤青、五毛的行列里,举着标语牌到中国驻法大使馆的门前去欢迎“亲爱的江总书记”。可亲爱的江总书记的心却丝毫不为之所动,平反的“恩典”就算是下了场“磨盘大”的雨点的暴雨,也淋不到这个至死还念念不忘挚爱中华的天涯游子的身上,林希翎至死也未能闭上那双期盼的眼睛啊!
    中共政权不仅对右派们如此,对曾与他们并肩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也毫不例外。大叛徒刘少奇平反了;而曾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却背负着林贼的骂名,依然钉在耻辱柱上。
    我由衷地理解,海内外的诸多精英人士呼吁为“六四”平反,这是肩担道义,顺应民心的正义诉求。我并不否定诸多精英的良苦用心。但我对中共政权这种“天恩浩荡”式的平反,真感觉是不屑一顾。接受这种“天恩浩荡”式的平反,是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领袖们的耻辱;更是对在“六四”事件中血溅天安门的英灵们的亵渎!
    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呢?
    为了透彻地论析,我拟定以下三个小标题来详论。
   
   是是非非说“六四”反正纵横道丰碑
   
   第一个问题 是给 “六四”运动准确定性的问题。
    我清晰地知道,“八九六四”学运在许多人的心中已经“神圣”到了不可亵渎的境地。它的伟大形象不仅有“天安门母亲”们在精心呵护着,而且在西方主流社会的舆论里,这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也几乎成了评论家们的共识。除了中共政权的御用文人,几乎没有什么人敢斗胆来否定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的。
    我毫不隐讳自己的感情,我在阅读“八九六四”的资料时,也确实感受到淋漓的鲜血对视觉的冲击。甚至在字里行间我亦能清晰地听得见赤诚学子那足能让人感奋的心跳。他们对我中华民族挚爱的感情确实是不可以亵渎的。在“八九六四”已经神圣到不可亵渎的今天,任何质疑它的声音都无疑会招致到一片诟骂。
    然而,仔细阅读完这些资料后,又有另一种声音在拷问着我的良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一个人已经死了,再用笔去鞭挞他的灵魂,这似乎无异于森阴的阎王殿里的那种声嘶力竭的拷问。当我沉重地写下这一命题时,一阵心灵上的战栗,使我下意识地凝视自己的笔端,感觉到自己手里握着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根裹着铁刺的鞭子。被拷问的不仅仅是已经堕入了地狱的灵魂,而且,鲜活的,滋润的生灵,包括我自己也在这根长鞭下瑟瑟发抖。我几乎没有了勇气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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