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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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坦克的对决

   
   
   ——纪念“六四”23周年
   
   


     日月飞旋,又阿逼近那个沉痛的日子。
     时间似乎在线性飞逝,让我们离那个日子越来越远,远得几乎让人淡忘了。好在慈爱而公义的上帝创世时造了日月,能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让我们每年都能遇到那个日子,记起那个日子。
     六四。天安门。学生。坦克。鲜血……
     这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啊!追忆流逝的时光,我仿佛又看到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怀着满腔的赤诚和热望,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请愿、演讲、呐喊……1989年6月4日,随着夜幕的降临,荷枪实弹的军队在黑暗的遮掩下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包围,渐渐逼近……你听到机枪的扫射声了吗?你听到坦克冲进人群的碾压声了吗?你听到学生们的哭喊声了吗?……此时此刻,身在大洋彼岸的我,随着“六四”的一天天临近,我又目睹了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又听到了那惨不忍听的声音。那情景,那声音,从已逝的岁月中飞来,象云烟一般在我们身边缭绕,象风儿一般在我们耳边诉说。
     “六四”在向我们诉说什么呢?
     我不忍翻开那一页,但为了不至遗忘,又不得不去触摸它。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上网搜索“六四”,再一次看到那鲜血淋淋、惨不忍睹的照片:与自行车叠压在一起的残缺不全的尸体;被坦克碾轧后血肉模糊的像皮一样贴在地上的尸体;那浓稠的拖拉在地上的血迹,躺在脚踏平板车上的中弹的少女……而这些年轻的为国捐躯者,却被劫杀他们的刽子手们冠以“暴徒”的罪名沉怨地下,被世人所遗忘。亦如所有杀人者怕人知道自己所做的恶事,中共暴政千方百计地遮盖“六四”真相,试图洗净“六四”的血痕,抹去人们对“六四”的记忆。而那些早已消失的年轻生命,亦如当年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天安门广场一样,每年在他们的祭日来临之际,总是顽强地一个个爬起来,重返这个世界,叩问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你们这些活着的人,将如何看待‘六四’?如何看待我们洒在地上的鲜血?”
     是的,面对“六四”死难者,我们感到汗颜。为了民族,为了祖国,为了人类,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回想当年,当学生们怀着美好的信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用鲜活的血肉之躯和不灭的意志冲击着森严壁垒的专制铁幕时,我虽然同情学生,但作为专制政府体制内的一员,无缘去亲历那辉煌的一幕,只能躲在一隅,观望着事态的发展。我至今还记得与一位老同事的对话:
     “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我兴奋地说。
     “这场学生运动,一定会被镇压的。”老同事说。
     “不会吧。人民政权怎么会镇压爱国学生呢?”我说。
     老同事笑了笑:“你等着瞧吧。”
     学生爱国运动的结果,不幸被老同事言准。没几日,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的鲜血染红了天地。
     我被震惊了!“六四”事件让我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识面目。没多久,我挂冠而去,与独裁政府彻底决裂;同时拿起笔,立志揭露暴政,鞭挞专制,批判丑恶。在国内时,我的行为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打压,从经济到心灵蒙受了许多的苦难。多年后,终于有机会逃离魔爪,来到自由的天地,得已自由写作,发出自己的呐喊。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事件,唤醒了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中国人,也唤醒了一批铁肩担道义的诗人和作家们。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与坦克对垒,与强权对抗,有的流亡海外,有的身陷囹圄,有的经受恫吓,历尽磨难,不管处境如何,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不会停止写作。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的记录者。他们揭开中共政权的虚伪面纱,让世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没有自由、没有人权、苦难深重的中国。
     我们笔会曾出版过会员作品集《诗与坦克》,主编是孟浪和余杰。可惜停刊了。我加入笔会后,被这个集名所吸引,曾寻问过孟浪。后来我看到,这个名称是来自笔会女诗人井蛙的一首同名诗。井蛙的这首诗并不是写“六四”事件的。但这首诗名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六四”,想到广场上被荷枪实弹的军队包围着的请愿的学生,想到王维林在天安门前只身阻挡坦克阵队的场景。当年世界上众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个震撼人心的一幕。有的称他为英雄,有的称他为“坦克人”。王维林不是他的真名,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从哪里来,家住何处,后来人们也再没见到过他,他的结局有多种版本,总之,他从人们的视线消失了。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上演那一幕壮举吗?我想,他的灵魂已注入诗人的体内,化作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诗歌;我想,他本身就是一首诗,才有人与坦克的对垒。在天安门广场前,王维林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人与坦克”这首诗;在民主女神像下,千千万万个爱国学子,用鲜血和泪水写下了“六四”这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这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昭示。井蛙在《诗与坦克》引言中引用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的一句名言︰“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但我要说,诗歌的功效不仅是无限的,而且大于一切;不仅能阻止坦克,而且也能阻止世界上的一切不义。
     23年过去了,但中共对“六四”至今晦莫如深。每年接近“六四”纪念日,中共如临大敌,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有的虽然知道,在中共的宣传下,也多有误解。我曾询问过一位来自大陆的交换生。她告诉我,他们同学中,大都不知道有“六四”这件事。所以,作为一名作家,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将“六四”的真相告诉世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何种方法,或记实,或虚构,都是一种对历史的负责。中共极力掩盖“六四”,想让人们忘记“六四”,而我们用手中的笔直接或间接地书写“六四”,揭开中共的掩盖和时光的尘封,让“六四”事件重新复原,让那些死难者重新复活,活在每个人的心中。笔会的马建先生写了一部有关“六四”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艾鸽先生著有长篇小说《自由的诱惑》,他们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六四”的真相,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诗,亦即文学,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坦克,亦即武器,却要消灭人的肉体。诗与坦克的对决,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决,是慈爱与残酷的对决,是美好与丑恶的对决,是和平与战争的对决。我们要文明不要野蛮,要慈爱不要残酷,要美好不要丑恶,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就已经赋予人类区别于一切其它动物的智慧和美好品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更近似于上帝。作家能创造世界,塑造人物,也能让死人“复活”。现在我坐在大洋彼岸充满异域情调的公寓里,书写着这篇纪念“六四”的文章时,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一个个那些死难者的身影,他们如同生前那样充满阳光,充满青春的活力。我看见一位清纯美丽的女孩从人群中走出来,微笑着向我走来。
   “先生,你认识我吗?”
   我点点头:“你是一位死难者。”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我的名字叫‘六四’。”
   我如梦初醒:“‘六四’?”
   “是的,‘六四’。”
   “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名字的。”
     她欣慰地点点头,飘然而去。我眼前留下一道靓丽的倩影。
(2012/06/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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