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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中宣部(2)-焦国标

後“讨伐”时代随感录
   
    
   
     焦国标

   
     (一)
   
     《讨伐中宣部》风行之後,网上和周围的朋友交口称赞者很多,也有个别朋友求全责备,说文章写的还不够冷静,甚至有人不乏另外的深意,说作为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人,写这样的文章,是不适当的。这个意思说白了就是北京大学应该把我开掉。网上流传署名喻权域的文章更直白,剑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说把我弄到北大新闻学院教书,简直就是一项罪恶,是领导失察。实际上我根本不是邵华泽先生弄来的,这板子打得太冤,简直是冤案。这就是喻权域先生的风格,我看索性就叫“喻大炮”算了。
   
     原《了望周刊》社长许博渊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焦国标现象》,说当初《了望》没有接受我的求职,“是马克思主义的”。按此推理,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接收我来当老师,显然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怎么管这么宽?我与马克思他老人家有什么过节,越一百多年还这么与我过不去?他就算出来他死後一百年中国必出个焦国标,这焦国标必到《了望》谋职,然後等在那么专堵我?天才马克思,是那么伟大,那么脱俗,到如今他老人家的主义竟变得如此不堪,如此恶俗,如此不招人待见,我原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自从许博渊先生说不接受我到《了望》工作之举“是马克思主义的”,我才明白,原来马克思主义就是让许博之流给糟蹋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被那些口口声声的马克思主义者污染了,强暴了,虎皮化了。
   
     且不说这些。单说老师的“标准像”究竟应该什么样。老师就应该永远不温不火吗?哪个行当可以享有无须冷静的特权呢?父亲也需要冷静,那么爱发脾气的人是不是就不适合做父亲,是否都要被阉掉,或者剥夺其做父亲的权利?再说什么叫冷静?冷静与冷血的边界在哪里?也许当年陈独秀、胡适鼓吹新文化运动时,也受到过类似的误人子弟不冷静的指责。
   
     如果要说我不够冷静,有愤青人格,那我看周恩来“难酬蹈海亦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於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邹容、陈天华、秋瑾、刘胡兰、江姐,毛泽东一家几烈士,更是愤青。
   
     有人说,当初不必写成《讨伐中宣部》那样的声色俱厉,完全可以写成建议,写成论文、写成上书。是的,我可以写成那样的文字,可是一则他们会充耳不闻,上书、建议、请求之类,几十年来,他们看得太多了,根本不为所动,二则即或有些可取只处,他们取了也是贪天之功,不会念我一句好。实际上没有他们不懂的道理,他们难道不知道民主、自由不应该不让提?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讲道理没有用,像当年李敖先生那样祖宗、大粪全甩出来,才可能有点用。大陆缺少一个当年的李敖。
   
     (二)
   
     有人说中宣部现在变开明了,我写文章讨伐它,它也没有不依不饶。我说他们做的还不够。他们应该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枉驾顾我”,礼贤上士,向我请教宣传部系统的改革道路。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有刘玄德那么的古风,更没有刘玄德的责任心。刘备是个体户,成败自己担,中宣部工作好坏,部长们和部员们都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别人也没谁去追究其责任。所以我早就说,我们这套玩意儿,弄不好,不仅赶不上民主制,而且可能比君主制还坏。事实正是如此。
   
     官方的思想园地是一个同声俱乐部,里面排斥异见,近亲交配,大家见面点头哈腰,嘻嘻哈哈,吹吹拍拍,没有思想交锋,失去杂交优势,品质不退化才怪。异见智慧进入不了主渠道,或进入得很慢,很曲折,很变态。不得已时他也参证、吸呐异见人士的思想,可是对异件见人士照样排斥、迫害不误。据《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说,六七月分,也就是《讨伐中宣部》风行以後两三个月,上面在各媒体搞过一次专门调查,徵求中宣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应该与我这写这篇文章有关,我应该是有功劳的吧,可是我没有听到他们答谢我的话啊。
   
     2003年萨斯得到遏止和终止,人人都知道,多亏蒋彦永医生。可实际怎么样?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2003年5月24日接受中外媒体记者采访时称:披露瞒报疫情第一人蒋彦永目前“未受到任何限制”,如果有媒体希望采访蒋医生,“可以按照我们国家相应的管理规定,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据京华时报报道,这是官方首次介绍蒋医生的近况。
   
     这个首次介绍,潜在的逻辑让读者不舒服。蒋先生得到“未受到任何限制”的待遇,好像已经是蒙开恩了。他本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不仅不应该限制,相反,他应该受奖。政府表扬了那么多医护人员,可是至今未见对蒋先生有半句誉词,试问他比哪一位医护人员功劳小啊?可以说,他的功劳与锺南山院士相比,只大不小。锺先生在中外媒体上露无数次脸,获得过许许多多社会赞誉,可是我们中国人谁知道蒋彦永这“反瞒第一人”长什么样?锺南山等五位医护人员荣获中国医学基金会“华源医德风范奖”,蒋彦永先生应该获什么奖?
   
     有关方面如果姿态高一点,如果真正是从善如流、闻过则喜,真正希望在群衆中恢复公信力,让人民看到改革为政之道的希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就应该公开向蒋彦永先生致谢,幷隆重予以表彰。实际上蒋医生没有得到任何赞誉和表彰,反而因此失去许多自由。
   
     蔡说如果媒体希望采访蒋医生,“可以按照我们国家相应的管理规定,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请问《时代》周刊采访蒋医生时向哪个主管部门申请了?当初如果《时代》周刊向北京市委宣传部申请采访蒋先生,会被答应吗?既然当初《时代》周刊的采访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事後官方也幷未追究采访与被采访双方的责任,为什么现在反倒需要申请了?蔡一面澄清蒋氏“未受任何限制”,一面要求“向主观部门申请”采访,这是矛盾的。不申请而采访就意味着采访程序非法,不经主观部门允许而接受采访就意味着违反纪律,这分明是采访和被采访已经受到限制,蒋医生分明失去自由。
   
     正如蔡所言,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究竟应该对谁负责?这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明确回答: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只对事实负责,只对真相负责。如果要它一定得对主管部门负责,这世界就没有“披露瞒报疫情第一人”的蒋彦永,也就没有《时代》周刊的报道。蔡的答记者问,不仅透露出蒋彦永先生到现在为止幷未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致谢和荣誉,而且透露出在新闻信息控制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过时的思想观念和严重过时的违宪做法。
   
     不仅如此,更有甚者。另一次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询问卫生部官员,蒋彦永的现状如何,得到的回答是:“蒋彦永只是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六百万分之一,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他这么感兴趣。”这是什么话?还有人心肠吗?这是一个政府高级官员应该有的口吻和嘴脸吗?蒋彦永真的是普普通通的六百万分之一吗?他难道不值得记者感兴趣吗?
   
     萨斯过去後不久,有一期《中华读书报》刊载一篇六七百字的书讯,介绍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新书《非典时期的中国人》。书讯里列举了包括锺南山先生在内的几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而不寻常之最蒋彦永先生却不在此列。书讯里没有,书里有没有不得而知。这决不是巧合,这背後应该有看不见的手在拨弄媒介。这是一只丑陋的手,这是一只愚昧的手,这是一只误国害民永不知足、永不醒悟、冥顽不灵的手。
   
     我们从今以後必须确立一个明确的思想观念: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新闻报道只对事实负责,记者和采访对象只对真相负责,只要报道的是事实,无须任何部门授权,任何部门和个人也不得限制和加害真相的提供者。新闻审查,是欧洲文明国家三四百年前就已经抛弃的东西,是被马克思駡得狗血喷头的东西。一切无视事实真相,不能与时俱进的清规戒律,都应该让它见鬼去。
   
     萨斯之後蒋医生的命运遭际,实际是中国政治文明程度的一块试金石。2003年5月下的《南风窗》,刊载署名汤本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细节:某人18岁被打成右派,原因是“大鸣大放”时说了句“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探亲假”。他当右派的第二年,他和他的同事开始享受探亲假。这说明他的意见是对的,已经被政府采纳,可是他的“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却仍然没有撤掉,直到22年後与大家一起平反。
   
     类似的情况很多。远的,戊戌变法失败直到清朝灭亡,十几年里梁啓超一直是朝廷钦犯。可是与此同时,朝廷每出台重大的政治改革措施,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咨询远在日本的朝廷钦犯梁啓超,连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都是拜托逃亡在日本的梁啓超为他们写就的。梁啓超你是对的,我朝廷也可以吸纳你的智慧,可是要我给你恢复名誉,甭想,更莫提政府赔偿的要求。
   
     近一点的,秦辉先生因多次直言中国农民问题而蒙受从经济到名誉到心理多方面的损失,讲台不让上。他的研究成果最终进入中国政府核心决策层,其中“黄中羲定律”2003年春天两会期间还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事实证明他的研究成果是有益於国计民生的,可是他曾经蒙受的各种损失至今无人提及,甚至没见谁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历代统治者,向来都痛恨提意见的人,痛恨在他看来是越位、多嘴的人。即便政府和社会从他们的“多嘴”行为中得到难以估量的大恩大惠,可要想从政府嘴里得到肯定和奖励是万万不可能的。正如荣禄对维新派的态度:大清朝就是亡了,也轮不到他康有为、梁啓超去救!这些反动统治者的逻辑是:如此多嘴行为可不能鼓励,否则都来效尤,他们再想祸国殃民就难了。这种可耻的心理和做法,小而言之是受恩不报,是无赖行径,大而言之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障碍。
   
     (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驻北京记者孙传炜先生的文章,说中宣部决定对我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暂不追究,“放他一马”。我看了这个消息非常愤怒。中宣部有什么资格放我一马?我有什么错,得它如此开恩施仁?谁放谁一马,必然是强势对弱势而言。强势分道义上的强势和权力强势。试问道义上中宣部它哪里比我强,因而配放我一马?在我眼里,一切来路不正的权力,无论多大,我都视之蔑如也。因而无论是道义上还是权力上,只有我放中宣部一马的份儿,决不是相反。人们总问我怕不怕中宣部,错了,应该问中宣部怕不怕我。我不知道具体是中宣部哪位官员说要放我一马,如果知道具体是谁说的这个话,我一定找到他办公室,让他当面放我一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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